香港電影中的打邊爐與香港文化身分(3/5)

    圍爐共話

    打邊爐在電影裏除了用作加強人物、團體的雄性特質，有時候也作為一種媒介（mediator），團結電影中的人物，營造和諧溫馨的氣氛，例如《咖哩辣椒》（1990，柯受良導演）及《每當變幻時》（2007，羅永昌導演）中的相關場麵。打邊爐一班人圍著桌子吃的形式，便利於為角色建立共同語言，結合成為一個團體、族羣。《南北和》（1961，王天林導演）中賣南洋服裝的廣東人張三波（梁醒波飾）一直討厭外江人，與北方商人李四寶（劉恩甲飾）一直勢成水火，更分別反對他們的女兒與外江人和廣東人交往。後來他們知道女兒的男友都有錢，又為他們解財困，遂願意讓女兒跟他們來往。在日本餐廳內，張與李雖仍然鬥氣，爭論桌上的火鍋是廣東的打邊爐還是北方的涮鍋子，但是雙方最後互相道歉，一起與女婿商討合作大計。打邊爐不但連係了電影中敵我分明的人物、價值觀，更使他們團結起來，成為自己人，建立共同的目標。打邊爐作為這樣的媒介同樣出現在《我要做Model》（2004，穀德昭導演）與《千杯不醉》中。《我要做Model》中Mandom（鄭中基飾）與範特西（森美飾）在模特兒界鬥得你死我活，後來因為一宗勒索案冰釋前嫌，更與範特西一起打邊爐，呈現快樂、和諧的氣氛。而《千杯不醉》中的Michael雖然來自法國，說的是法文，做的是正宗法國菜，但火鍋把他和火鍋店的啤酒妹小敏連係起來。打邊爐遂展開了兩者價值取向的辯證過程—怎樣去選擇理想與平凡的生活。最後兩人住在一起，為理想而奮鬥。

    正因為打邊爐為同桌人建立一種共通的語言，所以打邊爐在電影中提供了空間，讓同桌人互相討論、溝通。打邊爐在電影中象征性地破除文化語言的界限和想像，讓不同的價值、聲音互相溝通、理解。《危樓春曉》（1953，李鐵導演）中威哥（吳楚帆飾）為羅老師（張瑛飾）與白小姐（紫羅蓮飾）辦壽宴，因為沒有錢隻弄了幾味家鄉菜，當中有小火鍋。這裏的火鍋雖然不是打邊爐，但卻是打邊爐的雛型，即提供同桌吃飯、讓各人聚在一起互相傾訴的空間。《性工作者十日談》中Nana與女社工（吳日言飾）雖然擁有不同的語言，一個擔心自己妓女的身分會被男友知道，另一個則滿口學術詞匯，認為隻要靠自己勞力做工就不怕別人的眼光；打邊爐為兩者提供溝通的渠道，甚至讓社工明白為妓女爭取權利不是說那樣容易。當然打邊爐讓主體得以平衡對話，但是對話以後，又是怎樣？如何處理之後的矛盾也許是打邊爐所製造的溝通空間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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