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在共同的生活中實現幸福(2/5)

    在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中，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站在學校中央，柏拉圖指向天空，亞裏士多德指向大地。這被解釋為表示這兩位偉大哲學家不同的思維方式：柏拉圖對人世或物質的東西不感興趣，但對神聖和抽象的東西感興趣。相反，亞裏士多德更像一位科學家，迷戀地球上的事物如何運行。根據皇家學院教授阿曼德·洛裏的說法，亞裏士多德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他最快樂的時候是在希臘閑逛的時候，尋找章魚或烏賊加以研究。據說他讓亞曆山大大帝把他在全球各地行軍途中遇到的有趣的物種的樣品送給他。亞裏士多德驚人地博學多聞，在生物學、邏輯學和文學批評等領域都寫過最權威的著作。柏拉圖是一位更優秀的作家，但也許除了莎士比亞之外，再也沒有像亞裏士多德那樣智識如此廣博的人了。他創造了一套囊括了整個宇宙萬物的哲學體係，從生物學到心理學、文學、倫理學、政治學和天體物理學無所不包。幾百年來，通過天主教會，這套哲學成了中世紀天主教世界的基礎。隻有卡爾·馬克思的哲學有如此廣的範圍和曆史影響力——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也是“總體哲學”，但是包含的主題內容要窄得多。

    亞裏士多德最著名的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和《政治學》為我們提供了對人類心理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權威觀點。亞裏士多德把他的倫理學放在關於人性的生物學理論的基礎上，他提出，我們的心理既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成分，它還是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幸福的生活是滿足這一本性並引導它走向幸福和充分實現其目的的生活。他的觀點是目的論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而設計的，實現了其設計目的就是善。當人類實現了其本性的設計目標時就實現了幸福生活。跟斯多葛派不同，亞裏士多德不認為人類應該使用他們的理性去完全征服他們非理性的心靈，把他們自己從激情中解放出來，他更接近他的老師柏拉圖——他認為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理性把我們的情緒引向良好的方向。但是跟柏拉圖不同的是，他不認為我們應該在某種絕對、永恒、不變的形式中尋找美德，應該是我們用自己的辨別力，在不停變化的環境下辨別怎樣做才是對的。

    像普魯塔克所說的英雄一樣，我們需要弄清怎樣在恰當的時間做恰當的事情。亞裏士多德引入了這樣一個概念：有一些關鍵的美德——勇敢、節製、幽默、友好、耐心等——它們存在於兩種極端之間的“黃金分割點”。比如，勇敢是過度魯莽和過度怯懦之間的黃金分割點，幽默是過於嚴肅和過於滑稽之間的黃金分割點，知道如何撞到兩個極端之間恰當的分割點是需要練習的。我們獲得這些美德的唯一方法是在真實生活的情境中練習它們，直到它們變成自動反應。他把美德比作演奏裏拉琴，就像裏拉琴的演奏者通過練習能變得更優秀一樣，我們人類也能通過練習提高我們的品德，直到最後，經過漫長的訓練，我們的習慣臻於完美，能在恰當的時間自動做恰當的事情。如果有人傷害了我們，我們會感到適當的恥辱，用適當的力量做出反應；如果我們處於政治漩渦中，能恰當地平衡、審慎和大膽；如果我們在一個宴會上，能以適當的輕鬆開玩笑，我們就成了幸福生活的行家。我們實現了幸福，它是對我們道德上的自我實現的額外獎勵。亞裏士多德堅持認為，真正的幸福不隻是像伊壁鳩魯學派認為的那樣，是愉悅的感覺，或者沒有痛苦。不是，真正的幸福是eudaimonia，我們最高、最好的本性的實現帶來的快樂。他寫道：“幸福是靈魂與美德一致的活動。”我們甚至能在為崇高的事業，如我們的國家和上帝犧牲自己的生命時發現幸福。當然，伊壁鳩魯派會認為那樣做是愚蠢的。

    友誼與美好的社會生活

    對亞裏士多德來說，幸福生活具有難以擺脫的社會和政治維度。斯多葛派不需要其他人即可追求幸福生活，無論他們身在何處，甚至在流亡中或在監獄裏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對亞裏士多德來說，許多美德都是社會性的，如幽默、友善和耐心。這意味著我們隻能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實現幸福生活。我們天生是社會性和政治性動物，所以當我們為共同計劃而工作、跟他人友好合作時會感到滿足。對亞裏士多德來說，友誼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討論友誼。伊壁鳩魯學派也強調友誼的重要性，但是他們所說的友誼是跟政治生活分離的友誼，是私人友誼。對亞裏士多德來說，最高形式的友誼具有政治或公民維度。我們愛我們的朋友不隻是因為我們相互喜歡，或者相互有用，而是因為分享同樣的價值觀和社會理想，並且一起來推進這些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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