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義和團政治意識的走向（2）

正因為如此，義和團更向往的是把洋人攔在境外。運動期間華北民間有一個攔江鎖的傳說，十分耐人尋味。說是洋鬼子原來是進不了中國的，因為天津的海口有條由全國的老百姓湊的鐵，由千百個工匠鍛打成的碩大無朋的攔江鎖。後來攔江鎖讓大奸臣琦善賣給了洋人，“這一來不要緊，洋人打這就進了中國。”事非湊巧，黑龍江三姓（今依蘭）一帶的義和團還真的打造了一條攔江鎖，試圖阻擋沙俄的軍艦。攔江鎖現在還收藏在黑龍江省博物館，由十四根鐵筋組成，外部用鐵環箍住，直徑約18厘米左右，製作得相當用心，當地還流傳過一首歌謠：“一入庚子年，起了義和團，殺了洋教士，扒了電線杆，攔，攔，攔，攔，攔，攔，趕走了外國船。”還有些義和團的想象也與攔江鎖異曲同工，比如天津在運動期間來了一位法號“海幹”的和尚，大家哄傳從此可令大海幹涸，從而使“外國船”無計可施，成為堆廢鐵。而直隸玉田的義和團似乎用心更巧，他們讓各家在門首上帖上紙條，上書“白來”二字，說這是能解洋人施毒之方，讓洋人來了也白來，不能為害。 義和團的擯洋意識，是農民反帝愛國情緒與戀舊情結的混合物。農民是想通過“擯洋”回到過去--一個被他們自己的想象所美化的過去。西方勢力侵入中國農村，從政治（幹預行政、訴訟）、軍事（武力壓迫與侵略）、經濟（商品與資本輸出）、文化（教會倫理）、風俗習慣（幹預祭祖演戲）、人際關係（教民作為特殊社會群體的出現）諸方麵，全麵地擾亂和破壞了農村的固有生活常規。從本質上講，這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農村大變動的一部分，這種變動對於前資本主義狀況的國家的農村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工業文明在這種變動的過程中，雖也留下了一點點微弱的進步信息，更多地卻是打上了殖民化的烙印。這些國度的農村所經受的很可能不是近代化前夜的陣痛，而更可能是一種無可逆轉的破敗，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沉淪。 近代中國農村所麵臨的就是這樣的慘境。農民生活非但沒有絲毫的改善，反而連習慣了的生活軌道也被打亂了。鄉土社會的“千年老理”碰到了洋人就怎麽也講不通了，既沒有給麵子的台階，也沒有講道理的解釋（沒有人向農民解釋基督教的特點，中西風俗的不同），一次次教案的意味著農民一次次橫吞苦果，積怨隻能越來越深，甲午戰敗與瓜分狂潮的來臨，使農村的苦痛與不安達到了極致，亡國滅種的威脅與無以複加的苦難交織在一起，農民的忍耐力已達到了極致。用布滿了幹柴來形容華北農村的政治形勢，已經沒有絲毫的過份了，隻不過這幹柴之積非一日之功罷了。當時的英國公使竇納樂居然認為：“隻要下幾天大雨，消滅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複平靖。”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短視和偏見。無論從哪個方麵講，華北庚子年的大旱隻能算是義和團運動爆發和迅速擴展的誘因之一，而絕非根本的動因。上世紀末，一場普遍的農民抗爭形勢已經形成，隻要有一點火星，就會燃成熊熊之火。半個世紀前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要追尋一種古老的平均主義烏托邦，而這一次的拳民運動則是要回複到他們理想化了的過去，“過去的情境可以被重新用作評判現實的標準。”在令人日見厭惡的現實麵前，過去一切突然有了“失樂園”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義和團運動與太平天國一樣，都具有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色彩，隻不過烏托邦的標記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