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義和團政治意識的走向（3）(1/2)

    擯洋意識最直接的文化來源既是正統文化的蒙學也是受正統文化指導的華夷之辨和民間文化中忠良愛國與征討外夷的戲曲、故事傳說。但其中也蘊含著鄉土文化的深層因素：懷舊、重秩序與烏托邦情結。在擯洋意識指導下的打教滅洋行動，體現了一種徹底的“非此即彼”的道德極端化傾向。對於義和團來說凡“洋”則眾惡歸之，中國則諸善集之，連平日可惡的官吏隻要支持打教就有幾分親和感。可以說，擯洋的出發點是理性的與合乎道義的，但結果卻在很大限度上表現為盲目與非理性的排外。比起太平天國來，義和團運動之所以顯得思想水準低下，部分原因就在這裏。

    二、效忠與反叛意識

    忠義是農民日常政治意識延伸到義和團思想中的一個基本點。在運動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絕大多數義和團壇口是樂意在皇權的指導下滅洋救國的，雖然個別記載有義和團自稱“皇上”，甚至自擬“偽號”，擅封丞相將軍等“偽職”的。此多為民間教門乘亂起事，與義和團的主流無涉，活動在都會的絕大多數義和團，都以禦封相標榜，以到莊王府或各地衙門掛號為榮，否則就是“黑團”，為人看輕。清廷有一上諭說：“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且髫齡童子，亦複執幹戈以衛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鑒，神聖之護持，使該團民萬眾一心，有此義勇。”應該說這個文件的前幾句話是切合實際的。不過義和團的“義勇”與忠心卻非“仰托”清朝老祖宗來的，而是他們自身具有的。

    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後，處心積慮要敉平山東義和團運動，其手段恰是利用了義和團以忠義自許的心態。他的政策是：“各處拳民，胥以忠義自負，亦必先後馳往天津前敵助戰，方不失同仇敵愾本意，是所謂真拳民也。其餘托詞觀望，往來直東邊境，藉詞糾眾，借端滋事，以為地方害者，是為土匪。”一麵以“大義”將義和團趕往天津，一麵剿殺留在山東的團民。對於這種“忠義陷阱”，許多“山東老團”卻甘心蹈之。惠民縣縣令曾見一支義和團隊伍百餘人，北上前線，“旗幟、刀劍亦頗整齊，上書‘保清滅洋，北上助戰’字樣，魚貫而行，絲毫不亂。內有一、二老者牽驢負褡，裝載幹糧，”據老者稱“苟助戰而死，猶不失為義民。”這種“明知投死，竟無如何”的心境，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戲曲中但聞忠義，不論其他忠臣故事。李廣、蘇武、郭子儀、狄青、楊老令公和嶽飛的映象，成為義和團團民頭腦中忠義觀念的具體象征，外敵與忠奸鬥爭的三角格局，化為現實鬥爭的聯想。直到解放後，史學工作者在做田野考察時，不少經過義和團時代的農民還堅持認為，運動的失敗是由於“清家出了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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