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與教民

第一章 農民政治意識在民族危機下的激變

1840年,英國人用大炮轟開中國大門的時候,正值清王朝如它的前代一樣,又一次將臨末世,在“官與民,民與兵役,已同仇敵,良民與莠民亦成水火”的社會危機中,西方列強的到來,並沒有一下子引起農民的同仇敵愾,中國南方相當一部分農民還認同了拜上帝會領導人學習西方的姿態,以反抗清朝統治。但是,隨著西方侵略的深入,尤其是基督教勢力在帝國主義炮艦政策背景下的擴張,農民對西方的敵意日益加深,以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為標誌,農民仇洋仇教的風波逐漸蔓延於全國。 待到西方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東方的緊鄰日本崛起之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更是迫在眉睫,亡國滅種的威脅一天天變得清晰,鄉野的“愚夫愚婦”們從多次教案的屈辱中,從由南方擴展到北方的列強侵華戰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中,直觀地感受到了鄉土殘破的慘狀,國家淪亡的威脅。漸漸地,原來政治意識中並不占主導地位的華夷之辨凸現了,對“新狄夷”的仇恨日加,而認識漸深。“國家”的位置,在他們心目中前所未有地重要起來,愛國、保國的意識日漸濃厚,連帶著,以往令人嫌惡的官府,也獲得了農民的幾分認同。夜郎自大的“天下觀”開始動搖,而有別於傳統的國家、世界意識則零星、片斷地擠入了農民政治意識之中。凡此種種,構成了農民日常政治意識在民族危機中的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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