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2/3)

    到目前為止，對於民眾意識史的研究，並不是不存在爭議的，對於這種研究的精確性和可靠性，一些學者心存疑慮。誠然，這種疑慮不無道理，但是研究民眾意識，似應探索一種與研究對象相適應的區別於人物思想研究的框架和理路。社會意識史研究，是一種趨向性研究。物理學上粒子作布朗運動時，就單個粒子而言，均是無序混亂的，而就粒子整體觀察，卻是有序的。民眾意識的變化與動向也有類似的性質，因此隻有將個體考察納入群體趨向的視野，研究才有意義。反映在材料的應用上，就是凡流傳較廣的揭帖、告白、傳單以及各種口號，凡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傳說故事等等都可算作代表了相當範圍內民眾意識趨向的思想要素。民眾意識研究不同於精英思想研究，一味追求精確化不僅不現實，而且可能導致研究路徑的出偏。美籍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給曆史搭架子，不要用鋼筋水泥，要用塑膠。這不是投機取巧，沒有原則，而是對史料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對我們解釋能力的客觀評價。我們的真理是相對真理，隻能向著絕對真理的目標去，現在還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的研究，就是用“塑膠”為義和團意識和教民意識的研究搭一個粗糙的架子，雖然不精致，但我們希望它是有用的。

    自從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一種宗教意義上的新的社會群體--教民便逐步出現和形成了。但這種社會群體（包括皈依於天主教修會、新教差會和東正教教會的中國居民）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則是在鴉鬥戰爭以後。宗教和文化的征服同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的侵略在方式和手段上有所區別，外國教會對變遷中的中國晚清社會及文化的影響也比較複雜，但基督教以“軍旗和炮艦”為後盾的強製性滲入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擴張，畢竟是連當代較明智的西方史學家和神學家都並不否認的事實。19世紀後半期的相當多的外國傳教士已經失去了明末清初時的“西儒”形象，而被大部分中國人看成西方殖民勢力的成員與代表。因此，傳教士庇護下的中國教民在晚清社會中就成了特殊的一群，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以侵略為背景的政治印記。隨著紛至遝來的教案紛爭，“教民”一詞越來越多地見諸於教會檔案、民間揭帖、官方文書乃至皇帝的諭旨之中，成為困擾晚清政局和民眾生活的一大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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