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1/3)

    導 言

    研究中國農民群體的思想意識狀況，到目前為止還是一件比較困難的，有待於開拓和深入的工作。建國以來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雖然農民運動（起義）史研究一枝獨秀，但相應的思想意識史探討卻相對薄弱。八十年代之後，有為數不多的研究者著眼於這一領域的探索，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就研究的範圍、方法、手段而言，似仍存在若幹有待於深入和改進之處。縱觀以往這方麵的研究，就近代兩大農民運動而言，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從運動的組織者入手，對運動領袖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對運動群體的意識研究（太平天國）；二是在沒有確定的運動組織者的前提下，從既成的底層社會集團如民間教門或鄉社團練、拳會刀社入手，尋找運動的信仰端倪和社會政治意識的起源（義和團）。

    現在看來，這樣兩種研究思路都似存在一定的局限。前者的問題在於：農民包括農民領袖，不屬於精英集團，其思想資源往往取之下層民俗文化者多，而擷於上層典籍者稀。農民運動的意識狀況不可避免地要呈現某種文化的發散性與疏離性特征，有時運動的領袖打出一種旗幟，但在這旗幟背後，廣大下層參加者意中的東西可能是另一回事。換言之，領袖集團書寫頒布的文獻所體現的信仰和規範，同廣大參加者對這類信仰、規範的體味和理解，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距離，兩者的契合更可能隻是出於某種特定的機緣。所以，往往越是精確的研究（逐字逐句地把握農民領袖的文字），其普適性就可能越成問題。至於後者，主要是由於某些研究的前提預設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現在有關義和團起源的資料表明，除了魯西南、魯西北、和直魯交界等地區的大刀會、神拳和梅花拳會在曆史上同民間教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觀念和組織上的淵源聯係之外，華北各地蜂湧而起的各種壇口，同民間教門的關係並不象原來設想的那麽大。近代的民間教門在民族鬥爭、階級對抗和文化變遷的震蕩下發生了多元性的走向。教門成員誠然有變為義和團團民的，但同樣易於化為義和團的對立麵--教民以至基層基督教會的領袖。所以，教門意識固然有與拳民意識相通之處，但如果將之作為唯一的意識來源加以考察，則可能是有失偏頗的。

    無疑，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是發生在社會的非常態時期，而處於非常態並置身於時代漩渦中的農民起義者，他們的思想意識狀況實際上與他們在常態社會時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有絕大的關係。處於常態與非常態時期的農民，其行為舉止可能判若兩人，但其思想脈絡卻實出一轍。也就是說，參加運動的農民的意識狀況，依然取決於他們平日受的教育以及文化熏陶，是其日常社會化過程在社會突變條件下的應急反應。對於義和團這樣一種缺乏統一權威和高度發散性的農民運動，鄉村日常教育和文化熏陶對其意識的影響就更大。比如迄今已被研究者們所注意的某些地區，某些類型的壇口之所以帶有濃厚的民間教門或地方自衛組織的風韻，從根本上講，仍然是受特定區域的文化氛圍影響所致。所以，日常的多渠道的鄉土文化教育狀態應該是研究農民運動的社會政治意識的起點。

    本書的任務，是在學術界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圖拓寬文化考察的視野。首先，厘清義和團思想意識、行為模式與義和團團民所受的教育及文化熏陶之間的關係，以進一步分析義和團的意識來源。也按同樣的思路研究世紀初的教民群體。在筆者看來，這項工作，有可能使義和團意識的研究放到一個更為合理的基礎之上。其次，也對教民的信仰，價值及政治意識作出概括和分析。我們的這種研究，既不同於一般義和團與教案曆史的研究，也與以研究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為主要對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別，應該屬於社會意識史或社會政治意識史的研究。顯然，這種研究在方法和角度上是會有所變異的。一位當代英國史學家說過，作為社會史學家，“他將發現從過去留下來的任何形式的東西：從印刷物到手稿，從情書到人口調查結果，從人們日常生活的服裝到炊具這些人工製品；從寺廟到袖珍畫這些過去的文化產物，或者舊習俗的印記；從被埋沒的村莊到點綴自然風光的建築物。他必須知道怎樣利用這些資料，在文獻資料麵前，他必須是一個熟練的研究者；在實物資料麵前他應該是一位業餘的人類學家；在人口統計資料麵前，他應該是一位具有批判眼光的統計學家；在藝術品麵前，他即使不是一位鑒賞家，至少應該有一知半解；在文學作品前，他即使不是批判家，也至少應該是一位精通文學的史學家。”社會意識史的研究，同樣需要類似於如上多學科的滲透和視野的拓展。我的研究在材料上，除利用了正式的曆史記述和眾多的野史筆記外，還盡可能地擷取各種地方民間戲曲、俚諺、故事傳說、民俗資料及田野考察的成果，意在對這些材料作出分析，與有關史籍互相印證，並彌補史籍記載之不足。在這項研究中也不回避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宗教學等學科中與本項研究有聯係的因素的羼入。因此，這也是一種有待於社會檢驗和讀者評判的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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