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無論是理性的民族主義者還是現代的“憤青”，都隻能從受過現代教育的群體中產生，而傳統的農民，支配他們的主要是生活的理性。其實，他們並不喜歡外國人，即使這些人沒有為他們所不習慣的長相，也有他們所不喜歡或者說看不慣的行為習慣，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使狀況同樣糟糕，他們倒是寧願接受中國人的統治。但是，不以他們意誌為轉移的是，侵略總是要來的，而且來的時候，平時統治他們的政府總是沒有能力保護他們，把他們丟掉不管成了某種慣例。對於一般的平頭百姓來說，逃亡畢竟是一種不得已，本身就意味著無限的風險，多少人的逃亡，隻是應付戰爭初期混亂的臨時措施，一旦局勢稍有緩和，還是要回到本鄉本土來討生活，隻要侵略者不過分地燒殺搶掠，接受現實無疑也是一種選擇。如果外來侵略者紀律稍微好一點，再來點小恩小惠，那麽老百姓可能就要以手加額，歡喜念佛了。當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分區統治，其中的美占區和日占區相對懷柔一點，於是老百姓的萬民傘一頂又一頂地送到了美軍和日軍指揮部。我們當然可以對這種行為加以道德批判，但卻難以阻止類似行為的再演。正像電影中的村民可以跟鬼子一起“聯歡”一樣，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樣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盡管這背後也許有著很多的無奈。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在日記裏就記載了許多次吃飯和看戲的經曆，都是北京商民邀請，“與民同樂”，人家其實並不樂意。 當國家沒有能力保護好自己的百姓，將大片的國土和民眾丟給侵略者的時候，我們這些後人，顯然沒有那麽充分的理由去譴責當時的老百姓，為什麽不去和鬼子以死相拚，做人體炸彈。老百姓在什麽時候，首先要考慮的都是怎麽活下去，“tobeornottobe”這種莎士比亞的問題，在老百姓那裏，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tobe，活下去，隻要有這個可能。所以，在侵略者的治下，他們也要就業，要謀職，上學的上學，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免不了有順民的麵目，如果按道德至上論者的誅心之論，無論做什麽，都可能是間接地為侵略者提供了某種服務。但如果真是這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誠心實意為侵略者做事，甚至為虎作倀，跟出於謀生的需要，不得不做點事情掙飯，兩者之間是有本質區別的。我們讚賞梅蘭芳在淪陷區蓄須明誌，不登台演戲的壯舉，但似乎也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在日本人治下依然吃戲飯的人，因為他們的儲蓄不夠多，家裏大人孩子要吃飯。給鬼子漢奸唱戲，並不等於就是漢奸。然而，在國家至上觀念占上風的時候，所有在淪陷區生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負有道德上的罪感，或者被那些逃到大後方的人們認為有罪惡。抗戰勝利後，不僅淪陷區中國人開的工廠和商店，變成了敵產，連在淪陷區上學的大學生，都被稱為“偽學生”，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這種道德批判，其理據，實際上是以道德優勢自居的霸道，是國家至上的強橫，正是這種霸道和強橫，在電影裏則表現為主人公的頭顱，最終被代表中國國家力量所恩準的鬼子的刀斫下，頭顱的眼睛裏透出一個血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