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原來這麽說

第12章 領導準則 ——“民可使由之”章句甄讀(1/5)

    領導準則

    ——“民可使由之”章句甄讀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泰伯》篇中的這一章,可以說是爭議最大的一章。

    但這一章的爭議,比起其他一些引起爭議的章句來,有個顯著的特點,似乎爭議集中在近代,據說是從康有為開始的,康有為之前,對這句話的注釋大同小異,而從康有為以後,就爭得不亦樂乎了。以致白子超先生在《新民晚報》撰文,一上來就說:“這句話是《論語》的難點之一。本人無力徹底解決這個懸案,隻能作些簡單梳理,與讀者朋友商討。”這與白子超先生其他的《〈論語〉新讀》文章都不同,別的文章他總要發表一點自己的意見,或者在幾家意見中選擇一種,而這篇文章他確實是隻作了“梳理”,並沒有表示比較傾向哪家意見,足見此章解釋之難。

    此章的爭議還有一個特點,看上去,理解不同,好像是因為標點不同引起的,其實不然。

    有人歸納了這句話可能有的六種句讀: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上6種句讀,第4、5、6種顯然不合先秦時人說話習慣,也沒有旁證支持這一說,作為個人讀後感,不妨有此一說,但難以在訓詁學意義上成立。

    而第2、3種,其實按第1種標點也可以讀出要讀出的意思,在“可”或“使”後麵逗開,隻是使停頓明顯,意思更顯豁而已。不像“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還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梁啟超1902年首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但二十年後在其《先秦思想史》一書中又回到通常的句讀,說明句讀不同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對一些詞義的理解不同。我把這句話句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隻是為了讓“使民”是個概念這一點突出出來,並不是說,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就讀不出這層意思。古文沒有句讀,容易產生歧義,但並不是說,後人可以根據自己理解的需要隨意句讀。我把“女子與小人”句讀為“女、子與小人”是提供了相關文獻的佐證的,否則,就難以有學術價值。

    對這一章的注釋現在好像是一片踏爛了的泥漿,我之所以要來趟這渾水,並不是因為我繞不過去,非得要對此有個說法。我還沒有開始寫《還吾論語》,在《孔子為何如是說》裏,是選擇數條,完全可以對此條多聞闕疑。我來發表意見,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看到了舊注解(包括康有為、梁啟超、郭沫若等為孔子辯護的理解)的症結所在。

    先梳理一下舊解:

    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注釋可能是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他說:“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在這樣的解釋裏,“不可”解釋為“不可以”,“不應該”。而且把“之”解釋為“教”,這在訓詁上說是“增字釋經”,就是這層意思,在原文中讀不出來,是注釋者另外加上去的;而不另加這層意思,譬如把“之”解為“王者設教”,就得不出注釋者要得出的結論。但在本句鄭玄的注釋中,即使認可“之”就是“教”,也得不出“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的結論。為什麽知道了道理(本末)愚笨的人反而要輕視呢?難道教化就要故弄玄虛,而不能深入淺出、平易近人、以理服人?就算有些愚者會這樣,孔子怎麽會將此作為一般的原則提出呢?這不是和他身體力行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相抵牾的嗎?但鄭玄的注,符合當時在皇權專製背景下取得“獨尊”地位的儒術的語境,所以,對以後這一章的注解起到了先入為主的決定性影響。鄭玄在糾正今文學派按皇權專製政治需要神化孔子、閹割孔子方麵已有巨大貢獻,然而畢竟身處皇權專製的意識形態已成規模的語境中,難免“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不過因他的學術地位和影響,使後人要正確理解孔子這句話的本意,就相當困難了。

    但他的注的缺點其實是很明顯的,所以,到晉代何晏作《論語集解》,就否定了鄭玄的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在這樣的解釋裏,“不可”理解為“不能夠”,辦不到。

    “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出典在《易傳·係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這樣的解釋,似乎在《孟子》裏也能找到佐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盡心》)參照《係辭上》的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道”作為規律性的存在,盡管大眾對此並沒有意識的自覺,卻在實際生活中按道辦事。這既說明道不管你是否認識到,卻非得要照此辦事,不可違抗,也須臾不可離之;又說明大眾對道的自覺程度不高,而提高對道的自覺程度,正是士的價值所在。這兩層意思,要看說這話的具體對象來確定其側重。現在抽去了具體語境,就無法確知了。但無論側重哪一層意思,和何晏的解還是有關聯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朱熹的《論語集注》,實際上是采用了何晏的解: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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