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2/3)

    另一種態度是羨慕。因為他們把這種“呆”的表現，當成了有成就學者的象征，是一種值得驕傲的名人逸事。甚至還有人刻意效法，故意製造出一些逸事來，表明自己也屬於名學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們忘了，這些大學者的呆事之所以變成了逸事，關鍵在於他們有成就，而且因為這成就變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沒有成就，那麽隻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謂美，而東施效顰則不僅是醜，而且是呆了。

    其實，這些有名的學者，都是平常人，跟我們大家沒有太多的區別，可能智商要稍微高點，但也有限。他們的特別之處，在於精神比較集中，總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個或幾個點上，也就是集中在他們所從事的學術事業上麵。顯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一個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麵的時候，其他的方麵尤其他們所不在乎的日常瑣事，心思投放過少，就未免顯得“弱智”了。俄國作家高爾基說過，所謂的才能，其實就是一種對事物的愛好。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隻是當愛好變得專注，才真的變成才能。那些名學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對某些方麵的學問有興趣，而且能把這種興趣固化專注起來。當然，也因為這種專注，犧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們看學者逸事的時候，哈哈一笑之餘，應該有點平常心。

    有一種儒者是這樣生活的

    儒者應該怎樣生活？這肯定是個問題。漫說從有儒者之名起，就有小人之儒和君子之儒的分別，就單算君子之儒，各個朝代也各有不同。西漢的時候，儒者近乎方士，董仲舒是獨尊儒術的始作俑者，最擅長的不是寫文章，而是指揮大批的巫婆求雨。當時朝廷征求地方人才，賢良、文學、治劇(善於斷獄)和孝廉並舉，真正吃香的，其實是那些具有法家特征的人才，這些人，進入官場，就變成了酷吏，那時的酷吏，都是能吏、廉吏。儒者真正走紅是在西漢末年，自漢元帝起，皇帝開始把原來當幌子的儒學當了真，君臣一起比著儒家的信條操練政治，操練到驢唇不對馬嘴的時候，就有點像演戲了。王莽篡漢，原本就是一場大戲，演得過頭了，新朝也就謝幕了。

    王莽演砸了，但他所提倡的儒學卻留了下來，東漢開國，做官者通經成為一種必要條件。儒家經典不僅變成官僚的前提，而且滲透到日常政務之中。如果說，當年董仲舒依據《春秋》斷獄隻是個別事件的話，那麽到了東漢，引經書斷案，已經成為理所應當的常事。依六經斷案，雖然有點牽強附會，但隻要標準統一，其實也行得通。而通經作為做官的前提，問題就比較大，一來經本身就不統一，各家所習，南轅北轍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二來啃書本總是比較難，出人頭地就更難。大批的人擁向太學，皓首窮經，什麽時候是個頭？於是有人就想起走偏門——在道德行為上下工夫，如果被人認為在孝悌方麵有出眾的表現，同樣可以博得一個儒者，甚至是有名的儒者的名聲。那個時候，隻要有這方麵的名聲，做官甚至做大官也就不難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