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3)

    可以看得出，作者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懷有曆史學家特有的溫情，立足處也相當中立，沒有國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場。不過，可能是作者隻是將一些隨手的劄記連綴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也許是當年過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經意間被傳主的意見所左右，總之，《袁氏當國》隻有片段的精彩，比如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關於當年民國政府顧問古德諾，關於國民黨二次革命等，都還能找到唐氏當年文字的風韻，尤其說到民國北洋時期辦外交的“專業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是愛煞個人。然而，通篇看去，這樣的文字在全書中並不多見，相反，我們在書中看到了不少的遊移，不少的武斷，甚至還有一些摻雜著大路貨資料的老生常談。

    袁世凱複辟是一出悲劇，正因為這出悲劇，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考究其原因，唐氏沒有像西方著作那樣直接點明，但事實上列出兩大理由，一是製度設計的扞格及製度與人的衝突，二是袁世凱本人思想境界之舊。此論固然突破了過去僅僅在袁氏個人品質道德上轉、圍繞著“皇帝夢”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進化論的犧牲品（2）

    先說製度問題。辛亥革命一開始建立的政權性質是美國式的總統製，總統直接領導內閣。這是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認為美國製度是最先進的，而中國學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總統雲雲，中國的華盛頓雲雲。然而，待到將政權交給袁世凱之際，為了牽製這個梟雄，同是這些先進分子控製的臨時參議院又將美國式的總統製改成內閣製(實際上是法國式的半總統製)，總統和內閣之間，加了個總理，由總理負責領導內閣。唐氏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製度轉換，是革命黨人想要“虛君”，而袁世凱根本不想做虛君，“政治矛盾要用槍杆解決，民國因此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

    不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確在製度設計上欠考慮，他們一方麵對西方製度有著近乎神聖的迷信，像當時的名記者黃遠庸說的那樣，幻想著隻要民主共和的旗幟掛在城頭，中國就可以立馬改變了模樣。但是另一方麵，他們又缺乏對民主製度的虔信，隻是把這種製度當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國古老的權力技術嫁接起來的工具。所以，怪事就出來了：徹底地學習西方的旗幟下的革命政府，不僅隨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奪公民權利(比如剪辮)，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內，隨意改變政體。然而，革命黨人的錯誤並不足以導致袁氏最終的帝製自為，跟後來的軍閥混戰更是沒有直接的關係。唐德剛先生不是考證過了嗎？宋教仁被刺案最終跟袁世凱並沒有直接聯係，袁跟宋案的關係更可能像後來的蔣經國跟江南案的關係一樣，是手下的過於忠實之徒將馬屁拍到馬腿上的結果。而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黨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槍，而且連蔡鍔都對此表示聲討嗎(實際上許多革命黨人也對此不以為然，三督之中，廣東的胡漢民和湖南的譚延闓實際上都是被迫參加的)？是國民黨人自己破壞了宋案法律解決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凱有必要跟革命黨人一般見識，毀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嗎？事實上，第一屆國會選舉上國民黨的大勝，很難說一定刺激和威脅到了袁世凱的地位。因為我們看到當時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對於國會選舉，並沒有動用他的行政和軍事資源進行幹預，一任國民黨高歌猛進(事實上，這種幹預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後來的段祺瑞在資源遠不如袁世凱的情況下，還成功地操縱了一次“安福國會”)，而且，就當時而言，連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國民黨組閣，當時的政體也是法國式的半總統製，總統依然是強勢，大選的勝利，距離威脅袁大總統的寶座還遠著呢。更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諸巨頭——孫、黃、宋等人，或者沉迷於修20萬公裏鐵路，或者沉迷於憲政，頭腦裏有沒有奪權的概念都很難說。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國民黨的“搶班奪權”行為刺激了袁世凱，那麽經過一係列成功的政治和軍事運作，袁世凱不僅消弭了國民黨的勢力，也消滅了原來對他的種種製度上的限製，甚至成功地贏得了輿論的同情，有什麽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製的火爐上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最終袁世凱帝製自為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事實上的皇帝，不僅是終身總統，而且還可以傳子(指定下屆總統)，就算袁世凱是個超級的野心家，皇帝的名位對他真的就那麽重要嗎？富有政治經驗、老於世故的他，難道看不出這裏的政治風險嗎？為了一個虛名而去冒險，像個“當代曹操”的作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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