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2/3)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並不隻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後來曆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餘，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麽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五四”以後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係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誇張地作秀，一邊做“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本。那個掘了西太後並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做“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製和教裏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邊還有一個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麽大。

    “五四”傳統與軍閥餘蔭（2）

    做事不那麽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製，並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結果卻更好。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麽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幹脆領著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軍將士受戒，官兵受戒後，發給受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用水龍頭幹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軍。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村閭長都是省裏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幹部”（這大概是“幹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於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村幹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幹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隻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化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製，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的同時，實現幹部年輕化、知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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