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1/3)

    “五四”傳統與軍閥餘蔭（1）

    “五四”時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最耀眼的歲月，引進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賽兩先生，還上大街遊行，抗議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分贓，在趙家樓放了一把火。接著就是“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論戰，科玄論戰，最後是有了共產黨。自延安以來，我們的官方每年都要發揚一下“五四”精神，大會開完了開小會。雖然有的時候“賽先生”總是排在上首，但從來也沒有把“德先生”丟下不管。多少年了，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覺得“五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我們意識形態氣味過於濃厚的教科書上，“五四”是現代史的開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麽意識形態的學術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樣足得嚇人。後麵的曆史好像都從這裏發端，後麵的好多問題都可以還原到“五四”的原點。什麽“救亡與啟蒙”，什麽全盤西化，什麽唯科學主義，什麽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村主義。

    然而，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係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後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象征，跟後來的政治操作其實沒有那麽大的關係。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五四”和“五四”以後，盡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們的“五四”情結，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老祖宗的積習。

    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裏，“閥閱”好像還是挺中性的，隻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裏有槍，屬於千餘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後，政壇上的主角卻隻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幹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石鐵，就是不理會。後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凶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曌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後果雲雲，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後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哄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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