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2）

中國的近代化是西方列強的侵略“逼”出來的，悠久而從未中斷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人有比其他民族更為急切的雪恥之心；屈辱越甚，自強雪恥的要求就越迫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傳人中國，並沒讓中國人產生多少“劣敗”的自卑，反而激起更強烈的自強渴望。無論高鼻深目、身材魁偉的西方人怎樣蔑視，也很難讓中國人把自己同“劣等民族”聯係在一起。越是失敗，就越是要急於證實自己的適應生存能力。外有亡國的壓力，內有自救的衝動，變革的急性病的產生是完全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不過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在尋找和嚐試近代化捷徑的中國人，在近代化的程序上卻基本上遵循西方的路徑；城市→農村。先以農村的破敗換取近代都市化的完成，最後實現農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這一步都走不到）。當然，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操作者並非沒有考慮過近代化的“中國特色”問題，不過他們考慮的往往是中國傳統典籍文化在近代化中的位置，至多也就是設法發揮一下中國文化意識形態方麵的優勢與特長，比如文化倫理主義的團體精神和以兵法為代表的謀略文化等等。很少有人考慮過中國社會在結構方麵的特色，以便能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利用其特色，改變一下近代化的進路與程序。 在這本小書裏，我所反複強調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是獨特的。中國的農民既不同於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農奴（包括日本--日本農村社會結構與西歐有相似性），也不同於印度村社的農民。在前資本主義狀態的各國農村中，中國農民是極少數具有正當政治法律身份，又具有較完全的財產私有權（可以自己支配）和獨立生產經營權的農民。印度的村社農民，無論在實行“柴明達爾製”與“萊脫瓦爾製”之前和其後，都沒能取得充分的土地私有權，村社公有製的陰影始終未能消退。而兩種製度的實行，恰有英國殖民者在印度農村推行私有化的目的。 西歐莊園製下的農奴，其財產權更是非常不充分（從理論上講無財產權），雖有份地，但無所有權，其他財產在繼承時也要根據所謂“死手原則”被領主及教會拿走絕大部分。此外，農奴的生產經營也要受領主的支配，每周三日為領主服勞役，包下領主的全部農業生產和生活服務以及莊園的公務。生產必須優先考慮領主的意誌，在勞役不確定的情況下，農奴今天對於明天要做什麽完全心中無數，身不由己。更重要的是，農奴沒有正當的法律地位，人身屬於領主所有，其配偶和子女也是屬於領主的私有財產，在理論上可以由領主任意支配，甚至買賣。 日本也與西歐有近似的狀況，在中世紀的領主莊園製下，士農工商之中，農民實際處於社會最底層，沒有正當的法律身份，被牢固地束縛於領地之上，既無人身自由，也無經濟自主，領主甚至武士都有處罰甚至處死農民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