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1/2)

    所以，在西歐和日本的中世紀，經濟上最活躍的社會成份隻能是在封建製度（Feudalism）縫隙中成長起來的城市經濟，農民隻有逃亡到城市，擺脫農奴身份化為工商業者，才具有獨立人的身份（西歐中世紀的慣例，隻要農奴逃亡滿一年零一天，就自動成為自由人）。新的生產關係的因素也隻能在城市中成長起來。近代化的進路由城市到鄉村就成為理所當然，市民階層成為近代化的原動力。日本由於屬於“外發型”近代化，所以由商人與武士階層結成動力聯盟。西歐資本主義的發生，表現為城市與鄉村的鬥爭，“這項漫長的鬥爭，也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舊財產形式和以工商業收入為基礎的新財產形式之間的鬥爭，就是，不動產和動產間的矛盾，城市的財富對封建城堡的財富進行鬥爭。而在鬥爭裏，封建製度失敗了。市民戰勝貴族，城市戰勝鄉村，動產戰勝不動產，工商業戰勝農業。”

    這種城市一農村的近代化進路在西方的合理與成功，以及它在東方（日本）的成功嚐試，都不足以說明其在中國的合理性。我們知道，中國並不存在西歐與日本那種“封建製度”（Feudalism）及相應的社會結構。中國農民恰恰是以與西歐農奴相反的特征著稱的，他們具有獨立而正當的法律身份，擁有基本上完全與充分的財產私有權和生產經營權，也擁有與市場的天然聯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小自耕農實際上也是小本生意人”中世紀的中國社會，曾幾度擁有繁榮的市場商品經濟（以明清之際為最，俗稱資本主義萌芽），從來都不是城市所獨擅的。以明清之際為例，鬆太地區的紡織業、福建、四川的印刷業、景德鎮與宜興的陶瓷業，都是城鄉一體的。清代鬆江、太倉兩地“衣被天下”，據林則徐估計，該處棉花種植占全部農業經營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而從事紡織業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農村經濟一直是中國中世紀經濟中的活躍因素，中國傳統的工商業從來就離不開農村這個母體。中國農民很容易就從自然經濟中的自給角色轉化為商品生產者。家庭手工業隻要條件成熟，就會變成與包買商人相聯係的散工製手工業工場的一部分。

    中國中世紀農民的教育程度也不像我們過去想象的那麽低，至少要比歐洲前資本義狀況的農民高得多。椐三十年代中國學者王蘭蔭研究，在明代四百七十二個縣中，存在有三千八百三十七個社學。平均每縣達到八個以上。再加上多於此數的族學、村學（社學是不交學費的），農村的入學率是相當高的。據估計，在清末，就學者要占適齡男性兒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這種估計也許顯得有些偏高，但農村中識文斷字（粗通文墨）的人比例想必不會太低，這從中國印刷業的發達可以反襯出來。幾乎任何一所村莊都可以找到木版的印刷品，有儒學經典，有佛經，更多的是話本，再不濟也會找到勸善書和曆書。相形之下，“在歐洲許多農村地區，直到鐵路出現以前，一直沒有見過印刷的東西。結論是，隻有相當少的歐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業的影響，而鄉村的廣大農民以及固執地區方言的人口則根本不知道這麽回事。”在這樣一種反差之下，中國農民的優勢就更為明顯了。而且，在近代都市末興起之前，城鄉教育水平並無多大差異，連印刷業也是城鄉一體化的。科舉中試的人，出自鄉村的比例反要偏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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