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1）

但是，由於知識界“英雄史觀”和對農民的“滯後擔憂”雙重因素的影響，兩次大啟蒙基本上是居高臨下的說教式的。雖然不時能見到對下層民眾的讚美之詞，“五四”運動後還出現了民粹主義傾向，但知識分子的“教育者”形象仍舊過於鮮明。單就民粹主義傾向而言，俄國的民粹主義往往以農村為光明之所，以農民為道德楷模，而中國先進知識界卻在一麵鼓吹效法俄國民粹主義者的同時，強調農村的黑暗及啟蒙與改造的重要意義。顯然，這樣的啟蒙，所得的回應和共鳴是有限的。著名報人黃遠庸曾向我們展示過這樣一幅“啟蒙圖景”：民初李六更先生常手持木梆，署日木鐸，謂將以喚醒時人，共悟共和真理。每月率“共和演說團”上街演說。“餘一日遇於途，見其坐一人力車，而諄諄與車夫講說我們都是一樣的，平等的。車夫唯唯聲不絕。”“五四”新青年們大約悟到了其中的荒唐，啟蒙的位置從車上移到了車下，可惜依舊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即使知識界真正放下架子，把立足點移到農民身上，單純的教育和啟蒙仍不足以推動農民意識的進化。充其量，教育和啟蒙不過是帶動車廂的一隻輪子，而絕非是萬能的，農民意識的改變，還要依賴外界變化的壓力與農村社會的內部改革。啟蒙者必須同時具有（農村）改革者的身份，啟蒙才能真正深入農民之心。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成功，恰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成功地把農村啟蒙與農村改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革命的農民戰爭並沒有擠壓了啟蒙，在革命者占據的農村，掃除封建，破除迷信，教育和啟蒙都在很紮實而成功地進行著。即使在全國解放以後的一段時間裏，農村的啟蒙教育（掃盲）也很有成效。可惜，這種改革和啟蒙被隨即到來的持續革命和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影響的集體化運動所打斷了。 由於東西文化的隔絕和中國社會長期的中古色彩，中國的近代化是一項長期而艱難的工程，中國農村的社會改革與對農民的教育啟蒙也同樣艱難，絕非一朝一夕、急功近利所能奏效。然而，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速成”與“偷懶”現象卻成為一種綿延不絕，難以根除的痼疾，結果往往欲速則不達。辛亥革命後一年，黃遠庸曾說：“晚清時代，國之現象，亦憊甚矣。然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立憲黨曰，吾國立憲，則強盛可立致；革命黨曰，吾國革命而易共和，則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憲政體，亦既確定，而種種敗象，莫不與往日所祈向者相左。於是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猶以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糧糈俱絕，風雨四至，惟待大命之至。”這種把“共和”製度變革當成“芝麻開門”式的神奇咒語的過度期待，就是一種很典型的“偷懶”現象，不是靠一點一滴紮實的改革行為的積累，靠工業化的建設積累（民間的），靠近代化因素的漸次加濃，而是指望一種外來因素的引進與確立，發生立竿見影的奇效。先是指望“洋器”特別是“製器之器”及相應的技術：而後又指望“變法”及“立憲”；接著指望共和政體；最後又把寶壓在“科學”與“民主”身上。每當在一個台階失利或受挫，就把希望和注意力轉移到下個台階的收效上，近代化變革沿著所謂“物”到“心物交界”再到“心”這樣的層次遞進，最後居然將寶壓在了倫理改造、國民性改造這樣的意識變革之上，啟蒙成了中國近代化的最終指望。這種“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終於把我們“偷懶”的台階躍進帶入了唯智論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