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2）

在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的時候，農村社會破敗的現狀與普遍的武化，近代化因素，再加上農民渴求新的思想資源的“待大命之至”的意識狀態和先進知識界普遍的“下層取向”，為一場新的、武裝的、同時也帶有啟蒙意義的農民革命與農村大變革作了必要的墊鋪。 結語： 中國能不能近代化？這曾是一個困擾我們某些先進知識分子多年的問題。產生這種困惑的人，恐怕心病的根源還是與下層社會，與所謂農民的近代化滯力有關。縱觀中國近代化的曆史，農民不是被忽視，就是被隱隱然視為累贅甚至阻力。近代化的操作者，對農民總是失望多於期望。 中國知識界的“英雄史觀”委實樹大根深，儒家文化沒有為知識分子賦予具體的技能，反而大而無當地為幾乎每個有誌向的儒者都安排了一個修齊治平的理想階梯，越是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其“致君堯舜，安邦定國”的自負度就越高。而另一方麵，中國的小農又太習慣於“萬馬齊喑”，讓別人表達意誌，從而把這種並不太適當的“儒者情懷”烘托得愈加四溢成災。 日本學者依田熹家曾經說過：“許多日本學者接觸中國學者後，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中國學者在研究明治維新、產業革命、高速經濟發展時，總企圖從‘偉人’、‘有能力的領袖’那裏尋找成功的原因。”他不知道，當年近代化變革的操作者們也總是當仁不讓地把國家的成敗榮辱係於一身。奇怪的是，失敗後尋找原因的時候，農民卻是挨板子有份。 中國知識界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民眾的啟蒙，始於庚子以後，在此之前維新派還隻啟蒙到“紳”這一層。義和團運動對於先進知識界具有雙重意義，他們既感到了農民的力量，也體味到了農民的愚昧。其實最令他們擔心的還是農民的愚昧，麻木和落後拖了近代化的後腿。此後中國曆史上出現了兩次啟蒙高潮，都是針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社會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這一次在愛國主義的前提下以宣傳新的國家、民族、自由人權觀念為主。知識界大辦白話報紙、俗話報紙。據1905年《大公報》統計，標名為白話、俗話報的報刊就有二十種，還有許多報刊開辟了白話專欄。他們不惜金錢，在城鄉開辦閱報社，不惜精力，開辦讀書報社，想盡辦法好讓貧窮蒙昧的農民聽到他們啟蒙的聲音。同時，則大作“政治”，著眼於“惟婦女與粗人，無書可讀，欲求輸入文化，除更無他途。”據阿英研究，在此階段，“兩性私生活描寫的”不為社會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而作為另一次啟蒙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帶有更深刻的文化批判意味，不再有上次啟蒙運動的矯飾，以更直接，更普遍的形式，深入民間，以科學民主驅逐愚昧、封建和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