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1）

到本書所敘述的下限，中國農村社會陷入了空前的破敗之中。軍閥割據與混戰，不僅預示著政治上的無序，而且給農村帶來難以忍受的兵災、匪災及竭澤而漁的暴政。“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軍閥戰亂社會景觀又一次再現於中國的鄉土。與以往軍閥混戰時期所不同的是，農村中有兩種現象具有強烈的近代色彩。其一，由於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色彩，大部分的開放都市不僅沒有在戰亂中衰落，反而呈畸形繁榮的景象，上海的市區人口，1910年為四十九萬，1920年則達七十六萬。隨著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農村與都市的聯係比從前大大增加，農村商品化程度與貪困化同步提高，越來越多農民化為新市民。從1910至1920年間，產業工人就增加了三倍。更多的有關近代事物的信息從城市傳到鄉村，在一些靠近交通線和都市的鄉村，變化尤其顯著。其二，農村的武化因素極度膨脹。由於農村的急劇破產，當兵已經成為農民的基本出路之一，而戰爭的需要，也使兵員大大增加，僅四川一地，1922年軍隊就達三十萬。再加上三倍於此的團防、鄉丁，武裝人口已經到了嚇人的比例。有位外國學者說過：“軍隊在不發達國家中是最現代化的因素之一，並受到‘迅速地開展技術革新的精神’的鼓舞。與此同時，它們對於整個社會具有重要的現代化影響，因為它們用現代技術訓練士兵並反複灌輸以新的麵貌投入工作的思想。”。軍閥的軍隊狀態各異，但隨著戰爭的升級，其近代化程度都有所提高，雖然還達不到這位外國學者所說的程度。但經過軍隊的陶冶，農民閉塞，散漫的麵目多少有所變化，至少，他們的現代火器的運用能力大大提高了。 與此同時，知識界掀起了近代第三次（第一次戊戌，第二次辛亥前十年）啟蒙高潮。庚子以來，特別是辛亥以後農民意識狀態的麻木冷漠，對社會進程的漠不關心，使知識界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意識到，要想救中國，必須進行國民的改造，啟蒙恰恰是出於救亡的需要。猶太學者艾森斯塔德認為：在現代化過程產生的文化抗拒中，社會精英的取向可能依循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為純粹傳統主義的保守方向或原教旨主義的方向，其試圖通過尋求能夠維護非傳統文化取向的新精英群體來對抗大眾文化所具有的更為侵蝕性的機械趨向。另一種極端類型的文化取向始終是平民主義的，其特征是強調文化創造的大眾文化形式和水準，幾乎加以全部的認同和發展，以及文化中心與邊緣的同一。”在新的一輪啟蒙運動中，平民主義的取向顯然占了主導地位。新文化運動雖然以全盤西化相號召，但卻以推行倡導“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揭開序幕。即使運動中西化色彩極濃的右翼，也按捺不住對大眾文化的喜愛，胡適把目光盯在民間文學上，周作人、顧頡剛、劉半農等人則表現出對民歌民謠和底層民俗的濃烈興致。而其左翼，則始終以濃厚的人道主義情緒，以科學、民主為工具，投身國民改造之中。“五四”運動以後，青年知識分子投身農村教育，到民間去的呼聲越來越高，平民教育，合作社一類的組織紛紛建立。逐漸，啟蒙由居高臨下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姿態，演化成對“勞工（泛指工農）神聖”的推崇，對農民道德形象的羨慕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懺悔（這一時期有關讚美人力車夫的文章甚至幫車夫拉車的行為特別多）認為“睜著眼不識字的可憐的平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分子。”表現出強烈的民粹主義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