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0章 百川歸一——蔣介石(8)(2/4)

    “行”包含著道德，蔣介石認為，行是無所不善的，不僅要把力行二字，當做成功的因素，而且要把這兩個字，做為道德標準，凡能夠力行的人，才配做革命黨員，才有革命的人格。“行”在這裏是做為一種功利道德存在的，這種道德要求人們，除了聽話守規矩外，還必須為集團賣命實幹，這就是力行哲學背後的現實動機。

    “行”包含著道德意誌，蔣介石多次強調“篤行”，“力行”就是誠，反過來說，力行也可以說就是道德意誌“誠”的彌散過程。所以“行”也可以說是宇宙法則，“所謂行，又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因為宇宙間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運行。”“宇宙與人生，無時而不在行進之中。”

    綜合起來，結論是：蔣介石所謂的“行”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體的行為，更沒有特定的界說，是一種由人所產生，同時獨立於人之外的肆行無忌的怪物。它是道德體驗的過程，又是道德意誌的彌散；它是超出人之外的宇宙法則，又是人的經驗感知和具體活動：它意味著實踐，也意味著感覺和思維，它明明把宇宙萬物所有“活動”的現象全包括在內，卻義明確地聲明：行不是動，道德家的夢囈與陰陽家的讖記相互穿插；唯靈論的物具表象和經驗論的感知經驗並行不悖。在世界上，也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隨心所欲，邏輯混亂的哲學了。

    然而，蔣介行並沒有發昏熱，也根本不是一個妄想型的哲學家，在他看來，隻有這樣一種無所不包的“行論”，才能把內向的依附道德的體驗與外向的為集團發展的具體行為結合起來，才能用王陽明的知行觀偷換與王陽明性質完全相反的孫中山的知行觀。從而在哲學領域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居。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雖然帶有知行二元論的偏頗，然而他以“行先知後”和“行以致知”為核心的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卻強調了主體見之於客體的實踐的重要性，同時也從實踐的目的出發，說明了理性認識的決定性意義和認識過程的艱辛（知難），充滿了唯物主義實踐—一認識的精神，雖然存在否定後知後覺認識的必要性，和割裂認識與實踐的不當，但是通觀他的哲學觀，卻是知行並重，既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又強調了實踐的目的住於獲取“真知”。也就是說他的知與行，是指的認識與實踐。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學說恰恰與孫中山的知行觀相反，知行合一，其實是以知取代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王陽明所謂的知不含有認識的意義，所謂的行也不包含有實踐的意義。蔣介石一方麵用王陽明閹割了孫中山的哲學原意，把孫中山意為實踐的“行”偷換成王陽明的“知”，把“行”變成“致良知”的過程，變成一種主觀道德的參驗，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另一方麵，把“行”當成了專為後知後覺們準備的“苦工”。如果說，孫中山由於知行二元論所導致的“知難”前提，作出了為了節省功夫和氣力，後知後覺可以不必自己去“知”，隻要跟著先知先覺們去“行”就可以了的結論，那麽，到了蔣介石那裏，所謂“一般同誌”“知”的權利即認識事物的權利就完全被抹掉了。縱有所謂的“知”，也隻是道德的內省和實用技術的熟習。如蔣的一位理論家所說，力行哲學的所謂“知”，“乃人生倫理之知，經世實學之知可見可聞之知，可行可為之知，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窮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於善，止於行。非善弗知；非行費知，知其所當知，行其所當行”，無非是孔夫子“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循規蹈矩地去幹，“知其當知，行其當行”否則就是“冥行”，“妄行”以至於“暴行”，“隻是發於人欲的衝動或邪說的煽動”。所以，所謂“力行哲學”就是一種隻講義務不講權利，隻要服從不得懷疑，隻準賣命不得思索的奴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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