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0章 百川歸一——蔣介石(8)(1/4)

    “力行哲學”來源於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和王陽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學說。用蔣介石的話說就是：“用‘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來闡明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

    何謂“行”？在蔣介石的意中，“行”絕不僅僅意味著認識過程的“實踐”，出於對文字學的嗜好，他首先告訴我們：行不是動。他認為，如果考察“行”的本義，我們就會發現“行”和“動”是有區別的，因為中國的文字是單音字，所以一切名詞多半是兩個字連起來，所以日常說的“行動”，“實際這隻是‘行’字”，“‘動’”並不就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這裏，我們不要嫌這種“昏熱”的對仗多了一些，因為它畢竟告訴我們所謂“行”的某些哲學屬性。“行”合乎道德規範，順乎自然法則，源於“善”的意誌，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

    “行”是人生的日常活動，蔣介石認為：“我們經常生活的寢息食作，都可以包括於行的範圍以內。”這裏，蔣介石與孫中山一樣，把人出於動物本能的生存活動視為“行”，似孫中山的“行”具有實踐的意義，認為這類吃飯穿衣的“行”是“不知而行”的盲行，而蔣介石則主要把日常行為視為體驗良知的入門，所謂“中國哲學入門應從灑掃、應對、進退教起，從飲食起居入手。”

    “‘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與生俱來，“人生在孩提時，一出世就能啼笑飲食，稍為長大了，就知道視聽言行，等到長成以後無分智愚，總是求生存，求進步，求發展，換一句話說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這種種都是‘行’的表現，亦就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這裏，蔣介石把人的動物本能與人的所謂“向上欲”都視為人的天性，視為“行”，“行”也就是良知良能的流露。

    “行”是人生有目的性的現實活動，蔣介石雖然有時把人的吃飯睡覺，兒童的啼哭笑鬧都視為“行”，但是他反複強調的卻是“真正的行”要“有目的、有軌道、有步調、有係統，而且有‘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複始繼續不輟的”。他的意思，“行”就是為了一定的目的，在正軌上規規矩矩地“實幹、硬幹、苦幹、快幹”，即所謂力行。這種“行”並不具有認識世界、了悟真理的功能，僅僅屬於經驗論的感性經驗的範疇，因為人隻要在“先知先覺”預定的正軌上老老實實一絲不差地“行”就是了。

    “‘行’就是人生”，因為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丁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英傑，革命誌士，因為能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誌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由行而充實、提高、完成人格，也就是所謂的致良知，“行”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人生的全部意義，所以行就是人生。

    “行”包含著“知”，蔣介石認為，“通常往往將‘行動’二字和‘思維’相對立，或是和‘言論’相對於，其實廣義的講，所謂‘思維’和‘言論’，隻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以內，而並不是列於‘行’以外的。”把思維活動也列為“行”的一種形式，無非是抄王陽明“知行合一”，用“意識化”了的“行”取代了王陽明那無所不包的“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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