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6章 百川歸一——蔣介石(4)(1/4)

    當然，這樣的“群育”是培養不出什麽團體精神的，正如海外學者陳誌讓指出的那樣，中國軍閥的軍隊中始終沒有類似於西方軍隊的軍官團精神。所有的，僅僅是封建道德氣息和幫會氣氛。蔣介石一方麵羨慕西方的團體精神，甚至以效顰之舉大搞“軍官團”，另一方麵又熱衷於製造派別和矛盾以收相互牽製之利的傳統權術。他不知道，縱橫捭闔的權術恰恰是團體精神的克星。然而，在蔣介石那裏，這種鼠貓同籠的現象比比皆是，這從蔣介石的整個思想脈絡來看，倒也合乎邏輯：出於功利的衝動而拿來，在“中國化”或者“儒化”的過程中變質，最終卻將這種變了質的泊來品放在與它根本不相容的環境裏。這種悲劇的三步曲，並不僅僅發生在蔣介石一個人身上。

    2、鄉政論

    蔣介石的鄉政論，是由保甲製度和相應的政策所謂“教、養、衛、管”四大要務組成，也是他的所謂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這種政策與製度的實施，構成了蔣介石統治的最黑暗、最落後、最殘酷的一頁。

    保甲製度是萌芽於商鞅變法的封建統治的治民老術，中經北宋王安石變法正式有了名目。多少年來，“王道”來了它就忍氣吞聲，“霸道”臨世它便神氣活現，其軍事化、強製性的特點，曆來為強橫的獨裁者所青睞。蔣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不象一般地方軍閥那麽短視，僅僅把地方鄉政機構作為艘刮的工具，也沒有閻錫山那麽謹慎，有保甲之實而避用保甲之名。他從來不掩飾其對傳統政治、哲學、文化的喜好，即使這種有乖“仁政”的“蠻霸之術”也照抄不誤，保甲製度自1932年8月開始從鄂豫皖推行，到1949年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完結，持續十七年之久，為最能反映蔣介石政權特色的一項社會製度。

    保甲之製，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職業、地位、性別、年齡，一律編組起來，即便和尚老道也不能幸免，每五戶“共具聯保連坐切結，聲明結內各戶互相勸勉監視，絕無通匪或縱匪情事，如有違犯者，他戶應即密報懲辦，倘瞻私隱匪，各戶應負連坐之責。”①（《剿匪區內各縣編編查保甲戶條例》見聞鈞天《中國保甲製度》。）保甲製度的施行，在農村鄉以下的社區平添了一大批“監督、教誡、看管、處罰、督率”人民的政府爪牙。保甲長均由按所謂“十室之內必有忠信”的原則，選擇忠實於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所謂“正紳”及爪牙充任，再加上戶長的設置，實際上使他的統治實現了與封建宗法勢力的最大限度的滲透。而惡毒的聯保連坐法，迫使人民相互猜忌，相互監視與告發，從而使勞動農民本來存在著的淳良和睦之風蕩然無存，在困苦中掙紮的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和難堪。保甲製度不僅僅從實際上，而且從名義上把冠冕堂皇地載之於“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的國民基本的言論、行動自由剝奪得幹幹淨淨，代之以近乎監獄獄規的保甲條例，人民的一舉一動，婚喪嫁娶，探親訪友甚至吃喝拉撒都在別人監視之內，甚至要呈報具結，廣大的農村無形之中變成了一座監獄。

    保甲製度的施行，為蔣政權編織了一套搜刮斂財的稅收網，使蔣的財政機器變得空前的致密和深入，保甲網絡中的人民被迫負上了奇重的經濟負擔，源源不斷地付出人、財、物的代價，以填補因圍剿紅軍而耗竭的蔣介石的金庫，一飽四大家族的貪欲。把持保甲的土豪劣紳憑借手中的權力，恣肆妄為，借機中飽，更加劇了農村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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