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章 軍閥集團的生存土壤(1)(3/4)

    可以說，這種江湖上的“義”意識，已經多少影響到了軍閥的行為準則，軍閥集團內部重要成員與首領之間除效忠關係而外往往還有結盟（結拜）關係，彼此聯係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謂的信義與情感，一個比較特別的事實是，北洋軍閥之間的戰爭，勝者往往不對負方作窮寇之追。戰場上盡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於對方的家眷和財產卻很少觸動，戰敗後片甲不存的軍閥，也會得到對方的優禮。可以說，這種貌似紳士風度的作派來自於遊民意識的俠義觀念，因為畢竟彼此過去同屬一個“北洋團體”，彼此的“優容”可以解釋為既是做給外部也是做給內部看的一種把戲，以顯其仗義和寬厚，如此說來，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直皖戰前小徐（徐樹錚，皖係謀主）誘殺了北洋舊將陸建章，會引起北洋軍閥的普遍不滿，以致成為皖係戰敗的一個籌碼，因為這種行為的本身無論是目的還是手段，都顯得那麽不夠“俠義”。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軍閥意識中摻雜有不少遊民意識的成份，但遊民意識在傳統社會畢竟是一種非主流意識，對多數軍閥而言，遊民意識僅僅是一種程度不等的影響因素，少數軍閥的遊民意識的色調雖然重些，但隨著角色身份的變化，也逐漸淡化而最終實現儒化。

    3、歐化意識的波及

    西方文化對軍閥的影響有兩個方麵：一是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經各種渠道輸入中國，其中某些與中國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為一時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會對軍閥發生影響。二是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層次，基督教隨著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國傳播（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別是義和團運動後，基督教由於自身“孔子加耶穌”的“本色化”變形，有了長足的發展，甚至在許多邊遠地區出現傳教士的蹤跡，據統計，到1918年，僅天主教徒就達190萬之多。由於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淺層文化天然的普遍性特點，基督教從形式到內容都對軍閥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的湧入，對軍閥陳腐發黴的思想體係產生了衝擊性的影響，而大批學軍事的留學生（主要是留日學生）加上更大數量的國內新式軍事學校（堂）的學生，則給這些思潮提供了精神載體，軍閥部隊的幹部構成，這些人員占了很大比重。說也奇怪，軍閥冥頑不靈的頭腦，對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圓鑿格格不入，而於某些偏執的極端主義貨色，卻有靈犀一點，一拍即合，無論是軍國主義、國家主義還是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是軍閥熱衷引進的對象。

    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在西方不怎麽高明的學說，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在喚起國人自強自救意識方麵曾起過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它對軍閥政治的影響卻存在另一麵，即對強力的崇拜，對武力的迷信，對弱肉強食正中下懷的稱道，由醒獅派宣傳的國家主義，也在特定時期成了某些軍閥維係軍心，對抗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工具。孫傳芳曾利用國家主義組織“三愛黨”（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唐繼堯也在雲南組織國家主義色彩的“民治黨”，開辦三月一期的“民治學院”，組織編寫《國家主義十講》，出版宣傳國家主義的《滇事旬刊》。一度流行於德日的軍國主義思潮及德日奉行的軍國主義政策，則為山西王閻錫山奉為至寶，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與警察製度，把山西搞成了一個大兵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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