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章 軍閥集團的生存土壤(1)(1/4)

    Ⅰ曆史與現實的畸形產兒

    在近代，曆史與現實作為軍閥的雙重父母，各自賦予它不同的秉賦。先祖的基因必須通過時代的律動才能得以表達。近代軍閥的發生、發展與消亡是與近代中國曆史上的三種曆史進程相始終的，即：中國傳統封建秩序走向崩潰的過程；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推行殖民化的過程；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作為軍閥集團的維係意識，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與上述三種過程有關的思想意識的製約和影響：走向沒落但依然盤根錯節的傳統思想；由於統治秩序紊亂而“合法化”的遊民意識；伴隨文化衝突而湧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軍閥集團維係意識在這三股意識幹流的撞擊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1、傳統意識的滯留

    鑒於中國傳統社會宗法血緣紐帶的強固，任何層麵的社會群體都是以家庭或家族為基點和歸宿，父家長製的模式幾乎適用於任何社會控製層次，個人奮鬥大都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行進。這一方麵使中國人的國家觀、社會觀帶有濃重的家族倫理色彩，另一方麵也使各種形式的社會群體的維係意識都成為以宗法製度為歸依的封建綱常體係的派生物。

    我們一般稱軍閥為封建軍閥，從思想意識的角度，就是說在他們整個思想體係中，封建綱常禮教起了主幹作用，甚至可以說，這些軍閥本身就是中國倫理型文化的產物。盡管傳統在西學麵前碰了壁，他們依然自覺不自覺地習慣於用祖宗法寶來維係軍隊。盡管軍閥首領中不乏目不識丁的老粗，各集團成員中也沒有多少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然而，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底色，綱常倫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於它已經成為整個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人們對傳統的接受，不僅在於正統的經學研讀和學校教育這種大渠道灌輸，而更為普遍的是舊戲、說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戲台上，鼓詞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形象，往往較刻板的倫理說教更能動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熱衷於忠孝節義，糠食者也習慣於節義忠孝。袁世凱祭孔，孫傳芳投壺，連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也會大刻《十三經》，其餘大大小小的軍閥無一例外地張口五常閉嘴八德。使集團成員的頭腦在愚忠的題目F僵化固化，是全體軍閥孜孜以求的目標。

    當然，象曆代王朝的統治者一樣，在把綱常禮教掛在嘴邊的同時，並沒有脫掉釋道兩教的影響，在軍閥的維係思想庫中，傳統所有的法寶均有一席之地，湖南軍閥趙恒惕會開“人力已竭求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會，唐生智則有一支受戒的“佛教軍”然而，近代軍閥畢竟生活在近代，時代不僅使他們對待傳統倫理的態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實用氣味，而且在他們繼承的傳統思想亡也烙下了自己的印記，由於清亡以後，整個統治階級已經支離破碎，統治中心呈現出一種物理上所謂的“失重”狀態，用吳佩孚的話來說叫做“五倫”缺了“一倫”。所以軍閥們的綱常禮教往往缺乏整體色彩，即隻強調倫理體係中的忠孝之義而置公私之義於不顧。這一點，就近代而言，曾國藩為始作俑者，湘軍的建製，因將設營，將去營裁，每級建製交由負責長官招募忠於自己的官兵。袁世凱對此進行了理論化建樹，在小站練兵時即把所謂的“忠國，愛民、親上、死上”四義混為一談，用偷換概念的辦法使他與“國”合二而一，忠於他就等於忠於國。沒有一個軍閥肯為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犧牲他個人的利益，所有人都隻強調下屬對他個人的效忠，而對他名義或實際上的上司對其手下的越級幹預都懷有極大的敵意。對軍閥來說，來自敵對營壘的威脅與來自同一陣線別一派係的威脅同樣可怕。與護國軍作戰的袁氏嫡係武力曹錕會擁兵自重，眼看著他主公的事業瓦解。跟紅軍對峙的國民黨地方軍閥也能與紅軍達成默契，互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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