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專製夢——中國軍閥勢力的形成及其作用

正文 第2章 總序(2)(1/2)

    從董卓敗亡到赤壁之戰這十六、七年為軍閥的發育期。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從董卓敗亡到官渡之戰為、前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軍閥間的分化與重組進入一個台階,一大批小軍閥在競爭中消失,形成了袁紹、袁術、曹操、公孫讚、呂布、劉表等初具規模的軍閥集團。從官渡之戰到赤壁之戰為後期,中原逐鹿的結果,曹氏集團一枝獨秀,大有氣吞諸侯一統天下之勢,成為具有統一意向的“中央性”軍閥集團,發育期的總特征是軍閥間的兼並戰爭規模大而且輪廊清晰,社會的聚合趨向開始起作用,以往無限製地掠奪和破壞已經威脅到了軍閥自身的生存,所以各個軍閥不同程度地開始了內部的鞏固與生產的恢複,如屯田製等措施的實行,後期中央性的軍閥集團的出現,標誌著軍閥現象成熟的開始。

    從赤壁之戰到魏、吳、蜀三國各自建立獨立政權之十餘年,為軍閥的成熟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武人為主文士為輔的政治格局均以製度化的形式確立。全國範圍三大軍事集團鼎足而立,各自開始把注意力投放到自身恢複和鞏固方麵,戰爭相對於前四個時期大幅度減少,相繼開始了從武治到文治的轉化。待到這一時期結束,三國的文士派力量就逐漸壓倒了武人,出現了象蜀之諸葛亮、魏之司馬懿、吳之陸遜等文人主軍的局麵。這時,距常態的傳統政治格局已經相去不遠了。

    “唐一五代”軍閥的演進也經曆了類似的生長發育過程,所不同的是,這一曆史時期的軍閥是由聲勢赫赫的國力強盛的盛唐孕育而生的,強盛國力所生出的無邊野心,是軍閥誕生的催生婆,累年的贖武政策,使府兵製瓦解,代之以雇傭兵製施行,邊境上形成了一係列手握重兵,軍政合一的武將型的節度使,造成軍事上嚴重的內輕外重,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條件,軍閥才例外地出現於王朝的盛世,當唐朝君臣沉湎於國泰物豐的升平歌舞之際,安史之亂的漁陽鼙鼓揭開了藩鎮割據的序幕,此後中央勢力與割據勢力進行了長達百餘年的相持,雙方消耗殆盡之際,中經黃巢大起義的轉換,以朱溫為代表的新軍閥取代了老軍閥。如果把安史之亂時期視為“唐一五代”軍閥的誕生期,那麽它的發育期(從安史亂平到黃巢入京)和成熟期(唐亡到五代結束)則特別的漫長,而且由發育到成熟,還經曆了一個更新換代的過程(軍閥的初始態消亡,但這種現象卻經過長時期的發育,在新的形態上得到了更成熟的體現,近代軍閥也有類似的情形出現)。這是由於這一曆史時期軍閥現象出現的時機超前和蠻族參預,這兩種因素所致,就前者而言,統一王朝還具有相當力量,結果就遏製了軍閥的進一步發育,使之成為生長遲滯的侏儒,非得經過更新換代,把前一階段發育成熟的各種因素注入新的機體之中,才能開始它的成熟期。後者,由於蠻勇好武的異族介入,使得這一時期的軍閥更具蠻武色彩,對“長槍大劍”過於執迷和對“毛錐(筆)”長時間輕視,從而遲遲不能向文治轉化,隻有到了宋太祖趙匡胤那裏,才用杯酒釋兵權這種果斷而機智的辦法,使統治的車輪走向了正軌。

    元末明初的軍閥現象的發育過程有點返祖,與東漢末很相象,因為它們發生的時機、條件有類似的地方,兩者的差別在於元末不存在象東漢末那麽普遍的地主豪強,南人和漢人地主連擁有武器的權利都沒有,加上元末動亂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壓迫的性質,所以元末軍閥多由農民起義軍轉化而成。從劉福通紅巾軍起義到宋都(小明王韓林兒之都)汴梁失守可算作軍閥的誕生期。由於紅巾軍民族大起義的觸發,各地以起義名義開始割據。從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陳友諒,可視為軍閥的發育期,軍閥群中朱和尚木秀於林。從陳友諒敗亡到張良弼、李思齊、擴廓貼木兒等北方軍閥相繼敗亡北逃,為軍閥的成熟期,這期間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統一大業。最後以朱元璋大殺功臣的極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轉化。整個過程與東漢末年極為相似,都是以某一個軍閥個體為主線演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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