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章 總序(1)(2/2)

    二、時間階段性。曆史上從不存在孤立單個的軍閥，作為政治動亂時期的特有現象。軍閥總是在特定時期成批湧現，又隨著動亂的消失而匿跡。多數軍閥是短命的，從生到死不過幾十年。社會上普遍也認為它們是短暫的過渡性事物，甚至軍閥自身也有暫時性的感覺：無論是統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義還是對空頭中央政府認可的斤斤計較，都映射出他們某種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統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傳統社會常態的統治方式，盡管骨子裏是武力的內核，但卻有一種文治精神的表象，社會流行風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輕武，而軍閥統治恰恰相反，表現為赤裸裸的軍事化統治，軍人專製，武化階層擁有最大的發言權。

    四、政治形態上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在空間上體現為軍閥間的相互吞並、分化與重組，在時間上表現為區域性軍閥向全國性軍閥的演化，每個時代全國性軍閥的出現，既標誌著軍閥時代的極盛，同時也是軍閥時代結束的征兆。三國的曹魏、五代、梁、唐、晉、漢、周的統治者，以及近代的蔣介石，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傳統文治的最後的墊鋪。袁世凱作為清末半獨立的督撫們的一個總結，本來具有過渡到傳統文治、結束動亂的意向，然而由於時代、環境及他自身的種種因素，卻使這一意向滯後到了蔣介石那裏，而其時中國社會係統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傳統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相互攻殺的諸侯不能算是軍閥，因為那時中國政治亂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確立，而且它們獨立半獨立的狀態，多少是為當時社會製度所允許的，西漢初年異姓王和同姓王的獨立傾向也不能算是軍閥現象，因其時不僅不具備社會大動亂的前提，而且作為舊製度的餘緒，擁有相當的合法理由。除此而外，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封建王朝末世的動亂年代，都有軍閥現象的出現。

    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軍閥也有自己生長發育消亡的過程，但由於各個曆史時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差異，這種過程也有相當的不同，有的由於異族的入侵而中斷，象明末；有的由於異族的介入而融匯於民族主義，象南北宋之交；有的則是以上兩種情形的疊加，象東晉及南北朝；還有的由於割據勢力的一方力量膨脹得過於迅速，從而使軍閥僅在初生態就中止了發育，如秦末、西漢末、隋末等。軍閥現象發育比較完全的有這樣幾個時期：一、東漢末到三國；二、唐——五代；三、元末明初；四、近代。

    東漢末年，從黃巾起義到董卓集團的瓦解，前後七八年時間，為軍閥的誕生期。這一時期統一的政治軍事力量在與黃巾軍的爭鬥中同歸於盡，各種武裝勢力乘機而起，有地主豪強，有起義軍轉化成的武裝，甚至還有名士（如劉表和孔融）割據卅縣，相互攻殺，形成了群雄並起的局麵。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統治形勢極度紊亂，整個社會係統的無序度達到最大，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人口銳減，所有軍閥無一例外地是社會大破壞的罪魁，他們在爭戰中瘋狂屠殺無辜，對據地的老百姓則無限度地剝掠。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