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義和團運動的文化層析 拳民思維的進步與蒙昧的二重性(3/5)

    從邏輯上講，搜尋和使用洋槍洋炮，和宣稱擁有法術能刀槍不入甚至閉槍閉炮這兩種現象存在著的明顯的矛盾。擁有後麵的“本領”，就無需前麵的武器。這種矛盾現象，在運動進行的當時就有人注意到了，《庚子使館被圍記》的作者樸笛南姆威爾，曾發現一位被他打死的拳民“腰係一藍色之彈藥袋，內裝有馬梯壘子彈，”感到十分驚異：“彼拳民非不信彈藥者乎？何以又自帶之耶？”這位洋人在武衛軍及部分團民圍攻使館時，總是縮在工事裏，如果那時他能到北京的街上看看，也許就不會那樣驚訝了，因為義和團裏確有一些帶槍的人。直隸總督裕祿也曾有過類似疑問，一位當年的拳民小頭目回憶說：“隊伍到衛後，王老師到衙門請求發槍，總督說：‘你們是神兵，何必要槍呢？’”這支義和團的首領王老師解釋說：“練得不齊，也有學不到家的，所以要求發槍保護身體。’總督衙門便發了500支槍，要打洋人，就出隊伍。”顯然，這種解釋是十分勉強的。現象的矛盾來源於思維的矛盾，團民們一方麵在理智上承認洋槍洋炮的效用，知道擁有了它們才能更有效地抵抗侵略軍，另一方麵由於自身文化傳統之故，也不可能全然不信刀槍不入的法術（即使半信將疑，也會出於抗外的實際需要而乞靈於斯）。人人實際上早就有了“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之說在意中，”而後才“一遇可以附會之端，登時確認為實的”。兩種思維理路在衝突，一種是迷信和巫術的，一種是現實和實用理性的。在殘酷的戰爭麵前，在拳壇兄弟輾轉死於敵人槍炮下的血淋淋的事實麵前，義和團的前種思維理路是不可能抵銷後者的。所以，“寧願用刀矛”的心態和事實在義和團中是不存在的，在對待西方先進的物器文明方麵，義和團的農民並沒有比太平天國後退多少。他們毀棄洋物，更多地是從去奢止侈的禁欲主義角度著眼的。洋物隻要有用，他們仍會毫不猶豫地拿來，洋槍如此，洋布（包頭）、洋油（燒教堂）也是如此。這兩種矛盾的思維並存，雖然沒有給一部分義和團在危機麵前采取現實的行動造成太大的阻礙，但思維上的矛盾勢必造成心理上的焦慮和思想上的混亂。朦朧的“師夷長技”的欲求，淹沒在傳統的神秘主義之中。佩著神兵的符咒，罩著巫術的陰影去操練洋槍，無論他們自己還是外人看了多少都會感到不協調。

    雖然義和團並無排斥洋槍洋炮之意，但西洋火器在義和團中的作用卻是十分有限的。首先是因為他們手中的洋槍太少，質量又差，義和團畢竟不象太平天國那樣占據疆土，擁有雄厚的財力，可以從外國人手中大量購置軍火。義和團取得槍械的三種渠道，沒有一種是可靠的。他們手中的那一點點可憐的洋槍，不僅與侵略軍相比有天壤之別，就是與清軍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曆史也沒有給他們以更多的學習、掌握新式火器的時間。新式火器的使用是要經過訓練的。從捏鋤頭的農民到嫻熟掌握近代火器的士兵，間隔即使不是萬裏長城，也難以一蹴而就。時人劉孟揚在《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中說義和團搶軍械所，“見洋槍槍刺，明潔悅目，亦遂各持一杆，以為禦敵之具，然不諳用法，都成廢物。”固然意在嘲弄，但義和團用不好洋槍洋炮也是事實。沒聽說有人對義和團進行過教練，義和團對於如何使用洋槍，大概也隻是從當過清兵的團民那裏了解到一星半點。一位參加過義和團的老人為我們講敘他們與洋兵的“槍戰”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一次義和團向正在吃飯的洋兵發起突襲，“我們一打槍，就什麽也聽不見了，大夥喊別打。”很難想象這是兩軍對壘，生死悠關之際發生的事。結果突襲的主動性很快喪失了，敵人發炮還擊，一位當過清兵的團民好容易也用鋼炮開了一炮，就被敵人打傷，盡管他連呼“眾位向前上。”可是沒人會擺弄這玩藝，上前也沒有用。有的義和團也曾努力，想要掌握西洋火器，保定一帶的義和團曾用非常手段抓來清兵教他們洋炮的“施放之法”，然而清兵卻“暗將機器反背。”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