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5章 曆史的進化課(7)(1/3)

    眼下，讀經和私塾都有複興之勢，不過，我想說的是，我們要意識到，在過去私塾和讀經盛行的時代，在私塾和讀經之間，還存在著很多東西。

    農村宗族：命運在曆史中旋轉（1）

    在現今的中國農村，尤其是南方農村，宗族的複興已經是一個潮流，修族譜、建祠堂的熱鬧，連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幹部也卷了進去，不僅樂此不疲，而且帶著莫名的興奮。雖說跟從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條河，連祠堂門外的狗都不是那條狗了，但畢竟族譜修了（而且印製成冊，出版發行），祠堂蓋了，祖宗牌位供起來了，甚至連族長都選出來了。

    對待宗族的態度，國內學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原來一提到宗族複興，言裏言外，多少有點“沉渣泛起”的意思，總是習慣用“把持”、“幹擾”這種詞來形容宗族的作為（在談及村民選舉時尤其如此）。現在除了少數立場特別堅定的人之外，多數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會整合、社區建設和公共產品的提供等方麵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開的有關宗族的學術討論會上，美籍華人學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學方式，證明了在同樣的經濟文化條件下，有宗族的村莊和沒有宗族的村莊，其公共設施存在很大的差別。可在國內學者看來，這已經是常識了。當然，這的確是常識，在中國古代的相關著述和國外有關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論述裏，中國的宗族就是幹這個的，而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壓迫”之類的醜惡。應該說，複興之後的宗族，在興辦公益方麵已經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還是保留了下來。這是每個肯下去調查的人，隻要不帶偏見，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識雖是常識，讓學者回歸常識，需要經過很長一段路。

    原來的惡評，顯然是源於某種跟政治有關的“成見”。1949年以來，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確的被打擊對象。族長即使沒有多少田產，也要被劃為“公堂地主”，打入階級敵人行列。土改過後，宗族組織被判定為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概強行解散。新建立的農村組織，是以階級為標準劃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舊社會組織的命，或者說，就是要打破農村血緣和地緣的舊日紐帶。在改革開放前，如果有農村幹部敢於修複祠堂，恢複祖宗牌位，輕則丟官，重則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就有壓迫束縛農民的“四大繩索”之說，族權就是其中之一。蘇維埃時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時，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長如果不趕緊跑的話，多半命要丟的。1930年，李立三當家，硬要全國的黨員發動暴動，江蘇農村的黨員被逼急了，滑頭一點的半夜到祠堂裏把祖宗牌位偷出來，丟到茅坑裏，老實的幹脆一條繩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長家門口，都算是暴動了。看來，基層農民黨員，很自動地就把鬥爭的目標指向了宗族。

    其實，共產黨人對宗族的反感，最早啟於“五四”。早期的中共領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五四”反傳統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倫理革命，宗族組織是革命首當其衝的目標。雖然，我們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張和詩歌小說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這個字眼，但中國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訴舊傳統、舊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為熱衷的事情。最激進的時候，他們甚至走向無政府主義，號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緣印記），互相以代號相稱。周恩來的筆名伍豪，實際上來源於他當年覺悟社時的代號“五號”。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屬於舊陣營的事物；對於向西方靠攏的現代進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個意思，代表著落後、保守、頑固、束縛和壓迫，屬於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實際上，在任何時代，那些有誌有為，多少有點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標都往往指向家族。《紅樓夢》裏賈寶玉這樣的人物，許多大家族都會出上一兩個。家族既是他們的庇護所，也是令他們生厭的所在。隻是，當年寶玉們拿不出什麽像樣的理由來公開造反，隻好當麵唯唯，背後撒野。而“五四”的青年卻有了來自於西方的理論，來自於民族複興的大道理，作為他們的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舉起反傳統的旗幟，向家族、家長和宗族張弓放箭。他們的行動非常徹底，從家長一直反到族長再反到孔夫子或者大總統。陳獨秀雖然自己說由於年幼失怙，他沒有資格組織仇父團，但如果他有父親的話，他跟父親的關係未必會相處得好，至少他的文字會令父親大人很不舒服，讓他的家族的長老更不舒服。顯然，對於所有叛逆青年來說，家長的壓迫、家族的束縛，是有切膚之痛的。革命者恰恰都是叛逆者，如果有正當的理由，沒有什麽能夠阻礙他們把切膚之痛化為公然的反抗，進而演變成革命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革命，其實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方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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