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站在地上看世界(1/3)

    大學的時候上農學課，老師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適合農耕的國度了，因為積溫高，我們在黑龍江依然能種水稻，而同緯度的歐洲，則隻能長燕麥。後來，改行弄文，知道了中國人其實也是世界上最善於種地，也最樂於種地的族群。走到哪裏，無論氣候如何，哪怕是在沙漠和北極，也會嚐試著撒把種子，看能不能長出來點什麽。

    會種地的民族對土地自然十分看重，對地的邊界早就有清晰的意識，開始是你部落的我部落的，然後就是你家的我家的，過了界就會起糾紛、鬧械鬥。不像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趕著牛羊一走就是幾千裏，哪兒合適哪兒安家，土地的界限從來不很清楚。在中世紀，有了邊界意味生產力高，出產的財富多，但有了邊界就容易把自己圈在裏麵，生於斯長於斯老死於斯，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會動窩。來華的外國傳教士有時很詫異（比如那個寫了《真正的中國佬》的何天爵），中國怎麽會有連近在咫尺的縣城一輩子都沒有去過的農民？確實，這樣的人還真不少，除了他們家那一畝三分地，活一輩子，頂多去周邊村子趕趕集。不願意動彈說明對自己鄉土的固執加依戀，其實出去的人，也同樣對自己的鄉土戀戀不舍，無論走到哪裏，無論去的地方有多麽花團錦繡，說起來還是自己的家鄉好，哪怕家鄉是塊兔子不拉屎的窮地方。小時候，長在北大荒，周圍都是山東逃荒來的移民，這些人說老家時感覺那個好，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非要來到這個蠻荒之地。這種情緒甚至傳了代，害得我那些沒有三塊豆腐高的同學，也張口閉口老家長老家短的。

    就像“家”對中國人來說意味著價值歸依一樣，鄉土實際上是一種強固的文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了一方的生活習慣、人際聯係、話語結構和風土人情。用社會人類學家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文化模式。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脫離身屬的文化模式獨立地生活。不過，模式也有強弱差異，有的人對原有的模式依賴性強，有的則弱一點。一般來說，類似於中國人這樣從土裏刨食的民族，對原來的文化模式依賴感都要濃重一點。而傳統的中國人由於擁有融在鄉土裏的儒家倫理和相應的宗法結構，所以，隻要在傳統氛圍的鄉土裏生活過，其由鄉土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恐怕一生一世都難以完全擺脫。

    體現鄉土的最大特征是鄉音，或者說方言。結成地緣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鄉音的聯係。在很多場合下，隻要比較地道地學會某種方言，就可以成功地混同於那個方言代表的鄉土共同體，至少可以做到不被人家排斥。共同的方言背後是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所以人們才會對自己的鄉音感到親切，對別的方言感到別扭。方言是地緣圈子的觸媒，也是形成械鬥的原因（過去，人們管這種族群之間的打群架叫“分聲械鬥”）。

    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麽當年上海在成長為現代大都市的過程中，上海的工人、市民、吃白相飯的，甚至妓女、乞丐，都大體上按著籍貫紮堆。廣州的老板雇傭廣東的工人，寧波的老板用寧波人，無錫的老板用無錫人。江北來的難民沒有人用，隻好去做苦力，幹那些又苦又累，工錢又少的活計。沒有老板罩著，他們有把頭和那摩溫（洋涇濱英語，numberone的意思，一般指工頭），一個把頭或者工頭手下，基本上都是自己本鄉本土的人。同為江浙（江南部分）人，由於聲氣相近，不同地方的工人或者還可以合作，但跟“江北佬”之間，則情同水火，根本弄不到一塊去。

    做工人如此，去當兵自然也不例外。從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中國的新式軍隊愛招最老實巴交的農民，招來招去，自然形成了一個單位的軍隊隻要跟長官同鄉人的慣例。一個連如此，一個營如此，到後來，一個軍閥集團也如此。北方軍閥同聲（語言相近）的範圍較大，因此集團的規模大一些，而南方十裏不同聲，於是誰也做不大，倒是一個個鎮守使（地區）甚至縣級的小軍閥滿地都是。說他們是封建軍閥，至少在地緣圈子這個角度，並不冤枉。甚至某些非常現代化的兵種，比如海軍，這種地緣集團的麵貌也相當明顯。一般非福建人在海軍是難以立足的，而海軍的福建人中，又分為閩南、閩北、閩西等具體的地緣圈。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