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太政治的“花業”(1/3)

    花業不是花卉行業，這是個老詞兒，指娼妓業。過去不僅有花業，還有花捐、花稅，現在關於“花”的捐稅都沒有了，但花業還在。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們做妓是一樣的。”明顯屬於吳某這個海上文人對政府官員的汙蔑。我的文章扯花業帶上“政治”，決無類似吳某的“惡攻”之意，所要說的，無非是清末民初曾經輝煌過的、而且照章納稅的娼妓業的一點舊事。

    關於娼妓業繁盛，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軸線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麵往往不那麽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樂，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較高的娼妓那裏，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還是要嫖。不過，中國曆史上也曾有過性方麵很開放的時代，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浪得緊，卻不見娼業因此有所衰敗。所以，這種說法雖然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但更像是給男人找的尋樂的借口。在這麽大的中國，一回到曆史那裏，理論總是要觸黴頭。反正不管怎麽說，中國的娼業，或者說花業一直很繁榮就是了。王朝興也罷，亡也罷，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後庭花，基本上不受幹擾。

    人說有名妓而後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養了名士，還是名士捧紅了名妓？這個問題更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恐怕任誰也說不清。其實，沒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讀書人（士），都喜歡跟妓發生點故事，隻是名士和名妓之間的故事更有傳播價值，所以留下來的比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較發達，朝廷對這項贏利很大的事業，一直堅持“公有製”原則，從業人員國家管理，收入上繳國庫。清朝時廢除了官妓製度，不過依然壓不住官紳們的欲火，結果是民營花業一天天興旺了起來。花業民營了，遊冶其間的名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家和政治家）和準名士們也就更自由了。淺斟低唱並肉帛相見之餘，給小姐們打分品題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舉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這個時候卻被拿來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樣，分狀元、榜眼、探花，然後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輒引以為憾”。其實，這種盛事據說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時北京由於朝廷明令禁止官員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優人），自然也就談不上給妓女評“花榜”。

    自打晚清鬧“長毛”之後，上海這個小小的縣城陡然之間就膨脹了起來。一方麵是因為洋人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一方麵是戰亂把江浙一帶的財主連同財產都趕到了這裏；關鍵的是這裏地處揚子江的末端，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遼闊，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有著最好的經濟前景。繁榮總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業也就一天天繁盛起來，不僅壓倒了原來的妓業勝地大同、陝州，就連北京和南京也隻好自歎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於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國中之國，雖然裏麵住的大多數是黃臉漢（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卻是白麵皮，清政府的頂帶花翎，在裏麵什麽都不算。繁榮的上海養娼妓，也養文人。在這麽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歐風所及，文人們習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窯子敢大肆招搖倒是真的。不僅招搖，而且還辦了報紙渲染自家的風流韻事，把中國的報業著實推進了不少。於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藝排成“書寓”、“長三”、“幺二”之外，還定期舉行花界“科舉”，其頻繁程度，多時達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報主持，文人們推薦，選舉狀元、榜眼、探花，有幾年還按色、藝分別評選花榜和藝榜，後者走武舉的路子。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