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村世界(1/3)

    ——由“新政”談起

    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地計算，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們現在的大學給自己找曆史一樣，硬要再往前推，那麽九品中正製下的學校變成科舉製下的學校要算一次，察舉製下的學校變成中正製下的學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為師”到西漢設立博士子弟員，似乎也是一次，最後，孔老夫子辦私學當然也要算。我這麽算其實沒有要給改革拉一個顯赫的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紀，不是康有為變法的年代，斷沒有必要將大成至聖文宣皇帝的鼻子塗紅，拉來撐台。沒辦法，如果按“改革”這個思路，那麽孔夫子在民間辦班講學，而且規模龐大——弟子三千，就是對原來的貴族公學體製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隻是自孔子以後的教育改革，雖然各自形式上的差異都挺大，但味道其實都差不多——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教育體係，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選官製度捆綁在一起，以至於到了明清之際，選拔官員的科舉製和學校已經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進學”就等於邁進了預備官員隊伍的門檻，所以窮酸的範進進學回家，老丈人胡屠戶要拎串大腸和一瓶酒來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盡管主導者心裏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實質，卻是要徹底潑掉“學而優則仕”這碗千年老湯，在中國建立西方導向的現代學校體係。所以，這次改革，才真正算是我們摸到現代門檻以後曆次改革的始祖，當然也就對後麵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種恒久的價值和意義。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動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憲預備，還都是上麵熱鬧底下冷，哪個也不及教育改革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連農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動。

    眾所周知，清朝的科舉製是跟學校製度捆綁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當時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東西的地步。然而，悲劇也就此發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卻拿選官製度開刀，以廢科舉作為興學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興學堂必須廢科舉，學堂之興起，所取代的是科舉製度。實際上，當時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現興替的，隻是從國子監到各個府、州、縣的官學，以及部分書院和社學之類的私學，與新興的學堂係統之間的事情。

    廢科舉對於主持變革的政府來說，危害是致命的。科舉製從它誕生那天起，對中國政治就起著三種作用。一是作為士人與王朝之間的紐帶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謂的上升的階梯，一方麵通過考試的方式將優秀的人才都吸納到官僚體係中來，一方麵使大部分的讀書人連接在了朝廷的戰車上，讓他們圍著科考的指揮棒轉，等於是圍著中央政府在轉。以明清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還通過科舉製度建構了一個從進士、舉人、生員再到最底層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傳統社會的別的結構相比，這個金字塔擁有最一致的價值導向和無以倫比的向心力。二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渠道，將官方對儒家的標準解釋，以考試的標準而有程序的形式貫徹下去（顯然，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麽並不重要）。三是維護上層文化的同一性，通過定期的考試，使得地域和文化差異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區的文化人，產生強製性的交流，而不至於因彼此的隔絕而出現文字表達上的變異。這種變異，無疑是分裂的跡象和征兆。不言而喻，科舉製的三種功能，對於王朝政治的維係以及遏止地方主義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許倬雲先生將中國的文官考試製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之一，顯然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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