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村世界(2/3)

    新興的學堂係統，主要是麵向社會的，它一方麵通過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麵通過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才。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人才，也隻能通過學校的途徑來生產。學校教育，其結構隻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辦。所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學堂所體現的品格，與科舉製恰恰是相反的，實際上不能用新式的學校體製來取代科舉製。然而，在新政中，我們卻看到了一幅十分怪異的圖畫，無論改革的推行者，還是原來依附在科舉製金字塔上的讀書人，其中大多數人的意中，學堂變成了科舉當之無愧的替代物。一邊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留學生）以相應的貢生、舉人和進士頭銜，以至於冒出了“牙科進士”、“農科舉人”這樣不倫不類的名目。一邊則是全國的讀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生相當於進士，中學生相當於舉人，小學生相當於秀才。

    這種比附，極大地消解了這場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來自下層的阻力。在科舉時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額有限，從少的753人（貴州）到多的2845人（直隸）不等。太平天國變亂之後雖然有所增加，但最多的也不過加了幾百個（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每次考試，縣、府、院三場大考，不考糊了也得脫層皮。中個舉人就更難，有的地方一個縣多少年也出不了一個舉人。別個不講，單說以譯介西學聞名的嚴複，自打英國回國以後就張羅考舉人，一連考了幾十年也沒考上。現在可好了，隻要有點錢，似乎就可以實現過去難以實現的科場夢了。所以，童生們一窩蜂地湧進了小學，秀才們則進了中學，舉人、進士則張羅著進大學或者出國留學（當然也有明白人“越級”）。大家突然之間，都升了一級。

    改革的阻力雖然消解了，但農村社會卻因此而陷入了混亂。以私塾為代表的舊式鄉村教育，遭遇了滅頂之災，而因私塾垮台引發的一係列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麵。

    毫無疑義，私塾賴以存在的導向是科舉製，沒有了科舉製，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僅私塾在導向上迅速喪失，而且逐漸地不僅拉走了私塾的學生，也拉走了私塾的教師。從此以後，私塾教育一落千丈，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個時候，私塾教育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隻要有個房子，有張桌子，再有個三家村學究就可以開辦（學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讓他們自帶）。農民家的男孩子，隻要還有口飯吃，往往都會被家長送到私塾裏去學兩年，認識幾個字，因為費用極低，一點米，一條幹肉（標準的束）或是別的什麽都可以（事實上，農村裏的教書先生僅靠教書是養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們往往還要種地糊口）。農村的私塾雖然有許多層次，鄉紳的家塾師資和條件都比較好，強宗大族的族學，條件也不錯，但更普及的卻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學究主持的鄉塾。事實上，那時農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檔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導向存在相當程度的分離。私塾的功能當然首先是把個別的農村孩子教成讀書人，其中隻有極個別中的極個別分子可能進入科舉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說主要的功能則是教眾多的農家子弟認識幾個字，有的還教一點珠算，好讓他們能記個賬、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這兩種顯而易見的功能外，私塾實際上還存在著第三種功能，這第三種功能是與傳統農村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的。我們都說，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禮俗既是農村日常活動，也是農村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是，無論是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還是年節慶典的各色風俗活動，都離不開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參與其間，既要主持喊禮，又要從事各種文字事務。顯然，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都要靠私塾這種舊教育，新學堂是不沾邊的。從表麵上看，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對生活並沒有特別緊要的關係。實際則不然，農村人不僅日常調解和敘事話語要依賴它，而且鄉村組織的活動，農村人的風俗行為，沒了它也無法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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