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大國圖騰：紅色“桃花源”？ (2)(1/3)

    從表麵上看，吳宓對“五四”的看法，跟國內一些看到女子剪發、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國粹派老朽沒有什麽區別，其過敏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我們還沒有聽說，國內有哪個遺老遺少因為新文化運動而想到過自殺。不過，吳宓輩的牢騷畢竟跟衛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裏，大概因為在美國校園裏見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戀愛，未婚同居，下課攜手鑽樹叢，赴“桑園之約”的景象；社會上也有在中國人看來，太多的離婚通奸，尋妓作樂之事。但年少力壯的自己，卻什麽都不敢做，若幹年裏，“不得與女人相見，雖欲一睹驚鴻之過影，一聆嚦嚦之鶯聲”，“亦勢所不能”。因此夜思夢想，未免“氣憤愁慘傷懷”（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時卻發現，美國也有相當多的知識界人士對此現象很是反感，視其為病毒。於是，他的這種氣憤、愁慘傷懷多少變得有點正當了，反過來發現，國內的新文化運動的倫理批判，個性解放的結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國現實一樣。因此，在他看來，所謂新文化的“新”，其實是學了西方壞的東西，等於把垃圾引進來了。

    胡景翼曾任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團長，後來參與組織有國民黨色彩的靖國軍，跟督軍對著幹，直皖戰後歸屬直係，為直係偏師的一個師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他跟馮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國民軍，為第二軍軍長，也算是一個民國知名的軍閥。“五四運動”當口，他主掌陝西靖國軍，在陝西跟皖係的陳樹藩對峙。

    按陳誌讓的說法，北洋時期的軍閥在文化觀上多屬於保守陣營，胡景翼雖然去過日本，跟國民黨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對皖係，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攻擊說“徐母死了，是因為徐樹錚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還崇拜關公，但是對時事頗為關心。在五四政治運動爆發之前，他不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過蔡的《石頭記索隱》，而且還知道陳獨秀，“然對陳獨秀輩之說，亦不覺為是，而覺其放誕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裏，陳獨秀不過是個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雖然對陳獨秀不以為然，但“五四運動”卻在胡景翼日記中留下了很多痕跡。由於北京政府的封鎖，也由於陝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景翼才從《益世報》上看到運動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學潮，上海的響應，蔡元培的辭職。由於不清楚巴黎和會上的真實情況，他認為首席代表外交部長陸征祥“可斬也”，“否則外交亦無進步，而人以為賣國為常事矣”。此時，他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基本上還是抄報紙，沒有多少自己的評論。

    隨著運動的發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免職，總理錢能訓隨之下台。他明顯感到高興，說，“此舉或順天意也，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曹等數人，人怨極矣，天豈有不願者乎？”但是唯對錢能訓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覺得此人還不錯，下台是被隻知道“依靠日人，借款買槍，招兵發財”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樹錚）排擠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時，胡已經站在了學生一邊，而“天視民視”的說法，跟吳佩孚的五四通電很是相似。自打這時候起，原來跟直係沒有多少關係的胡景翼對吳佩孚一天天欽服起來，到直皖戰爭爆發的時候，雖然雙方孰勝孰負還沒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吳佩孚已經是關嶽（關羽和嶽飛）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當胡聽人說此次運動大有成效，不僅英美法都樂意幫助中國，而且日本“亦欲讓步”（其實不確），胡興奮至極，說學生比宋時的太學生還要厲害，“予（胡的自稱，筆者注）喜予國民氣尚未盡死，公理尚在人心，國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覺他也是學生了，他的愛國事業不孤單了，居然在日記中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萬歲”，“予之事業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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