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大國圖騰：紅色“桃花源”？ (1)(1/4)

    在中國，當一群農民和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在某種機緣下，以某種結構結合時，凡是能成點氣候的，除了合適的權力架構之外，總是會適時地出現某種文化。曆史上的許多文化要素都出現在這種集團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會道門的異端邪說，有了這種文化，集團內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強。

    紅色“桃花源”的解讀

    ——讀項繼權先生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的隨感

    南街村是個謎。自從這個河南腹地的小村莊出名以來，它的存在就困擾著學界和輿論界。譽者多，毀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顯紅色的麵目，遮蔽其經濟活動的軌跡，故爾使得南街村的麵目更加撲朔迷離。好在這個世界不乏喜歡刨根問底之輩，項繼權先生的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一書的問世，使得南街村謎團的謎底初露端倪。

    項先生為我們解剖了三個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別位於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其中最為典型，也最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實，像南街村這樣發展集體經濟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幹的農村改革之後，也一直受到上麵政策和宣傳導向的雙重鼓勵。然而，隨著時光的推移，全國範圍的農村集體經濟並沒有普遍地發展起來，甚至像蘇南這樣早在改革前就已經紅火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也趨向沒落。南街村的典型難以推廣，這無疑是令某些理論家難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項繼權所指出的那樣，南街村實際上是一種能人型的政治經濟複合體，其中“能人”是決定性的關鍵因素。個中的“能人”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一是具有相當的政治經濟能力；二是具有足夠的個人魅力；三是必須具有對集體的道德責任感，而且這樣的能人機緣湊巧又能處於某個村莊集體的領導位置上，否則，這種“再集體化”的輝煌就難以出現。

    當然，僅僅點出南街村現象的“能人政治”本質，顯然不足以揭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農村“再集體化”現象的全部內涵。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走出人民公社體製的中國農民，在國家日趨和世界接軌的背景下，麵對正在發育市場，親曆迅速膨脹且又對農民深溝高壘的城市化，自身有著太多的組織化需求和對集體經濟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話，似乎沒有理由相信農民會拒絕集體的幫助以熬過市場的風浪。從曆史上看，中國農村事實上並不存在純粹的小農私有製，“集體經濟”往往以族產、社產等名義廣泛存在，不管其經營的效益如何，對於所在的農村社區和農戶都切實有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公產的存在，是農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誰強加給他們的。農民不僅對“集體經濟”有需要，而且對那些宗族鄉社等社會組織，特別是處於這些組織頂端的“能人”也有強烈的依賴。

    越是在動蕩和變數不定的時代，人們對組織以及能人的依賴就越強。隻要能人能給農民帶來好處，那麽他們寧願放棄自己的意願，將支配自己的權力拱手相讓。古代中國有過“塢壁”，近代中國有過“土圍子”。現今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農民，盡管可能家家都有進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電冰箱，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的現代化，農民跟他們的祖先一樣，其實更希望能依靠人和組織渡過轉型期的風險。隻是過去的鄉社組織連同農村的自組織機製，一同被長期的動員型的體製摧毀了，加上鄉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領導經濟活動的領袖素質，時代和機緣都沒有給農民以再組織起來的條件和機會。所以，他們更多地隻能與自己的本願相反，趨向一盤散沙式的原子化。隻有在少數地方，處在原體製鄉村領導位置的恰好是具備領導氣質和經濟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適的環境下（有上級的支持），利用原來的管理結構重振集體經濟，建立農村基層的政治經濟複合體。如是就出現了類似南街村和大邱莊這樣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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