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4)(1/2)

    其次，原有的集市體係沒有解體，但卻圍繞著鐵路等交通線展布，形成了新的市場格局。農村與外界的聯係加強了，除了原有的渠道而外，相當一部分農民家庭中出現了出外做工、經商、當兵等與近代化過程有關的新成分，外麵變化的信息通過多重渠道進入農村，造成原有農村社會係統出現近代鬆動。預示著農村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即舊秩序、舊價值的破壞的信號出現。

    其三，小農經濟家庭經營的結構雖然沒有改變，但小農經濟一方麵與地主經濟的聯係依舊，另一方麵卻日益附麗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網絡之中，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據統計，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就全國而言，農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資料，約有三分之一是購買的，全部農產品約有一半是出賣的，華北地區略低於這個數字，華東地區則偏高。[11]不幸的是農村的商品化卻與日益深重的貧困化相聯係，形成了農村近代化難以克服的資金與市場瓶頸。

    盡管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變化，但總的說來，農村社會的根本性變動尚未到來，新機器、新技術、新式經營在農村雖然不能說沒有，但不過是鳳毛麟角，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近代化在農村還處於黑暗之中。

    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農民意識觀念呈現兩種似乎相反的外觀。在宏觀上，農民對近代化呈現出敵意、麻木、冷漠的意向，而在微觀上，他們對西洋物器文明的態度，他們的世界圖式甚至於他們的思維方式，都在一點一滴地悄然變化，向著有利於近代化的方向變化。在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農民的心態進入臨界狀態，開始從感性上將文明進步與侵略行為區別對待，初步具備了接受近代化的心理準備。雖然，比起知識分子來，農民的進步是不明顯的、滯後的，有時往往隱藏在成堆的謬誤與荒唐之中。

    近代農民意識的變遷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失敗為第一階段，農民在國內階級矛盾尖銳的情勢下碰上了西方的侵入，出於善意的誤解，一部分農民對西方文化采取了迎合態度，而另一部分農民則在傳統衛道士的倡導下取相反姿態。從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到甲午戰爭為第二階段，前階段的兩部分農民都在西方日益深入的侵略中積蘊了敵意，在廣泛的教案與有限的洋務中，緩慢、曲折地增加了對西方的了解。從甲午戰敗到辛醜條約的簽訂為第三階段，由於民族危機的驟然加劇，在第二階段漫長歲月中積累起來的對西方及其文明的惡感陡然升溫，演成一場排外大潮。在非理性的盲動背後，農民意識格局的深刻變化初露端倪。晚清最後十年與民初九年為第四階段，在此階段，情況比較複雜:一方麵，農民的價值雙重失落狀態並未恢複，而先進分子的近代化努力又給了他們新的失望;另一方麵，由於他們的心態已進入近代化的臨界狀態，意識到了盲目排外的不可取，所以盡管程度有差，農民對近代文明的基本觀照已有理性化的趨向，對其物器文明持歡迎態度，對西方觀念及相應的製度變革雖不甚理解，卻能容忍，或者被動地接受。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農民對西方文明的態度正好走完了一個循環，否定之否定。恰是農民對外來文化這種開放態度和急於尋找價值依托的心態，迎來了一場注入了新思想資源的農民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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