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3)(2/3)

    按西方學術界的習慣，一般將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用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和小傳統(1ittle

    tradition)來表示，也有用以下概念來表示的:高度文化(high

    culture)和低度文化(low

    culture)，民俗文化

    (folk

    culture)和典籍文化(classic

    culture)，大眾傳統(popular

    tradition)和學術傳統(1earned

    tradition)，雅文化(hierarchic

    culture)和俗文化(1ay

    culture)，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和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西方對大傳統小傳統的界說，比較有代表性的是Robert.

    Redfield的:“在一個文明中，思辨性的大傳統比重少而非思辨性的小傳統比重多。大傳統完成其教化在學校或寺廟中，而小傳統的運作及傳承則在其無文的鄉村生活中。”而且，“兩個傳統並非是相互獨立的，大傳統與小傳統一直相互影響及連續互動。”[10]顯然，這種說法對於中國也是適用的。中國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就意識形態的大方向而言，大傳統是主導，儒家典籍講忠孝節義，民間戲曲也依樣畫葫蘆(雖然往往畫走了樣)。同樣依R.Redfield的說法，農民社會是半社會(half-society)，農民文化則是半文化(half-

    culture)。小傳統的文化形態是不完備的，其意識形態在日常情況下需要接受大傳統的指導，小傳統自身的異端與反叛意識則處於邊緣狀態。反過來，有時大傳統也需小傳統的滋補(如各種戲曲形式的由俗入雅，及特殊情況下統治者轉而尋求鄉野道德的支持，所謂“禮失求諸野”)。

    在中國人經受西方衝擊的時候，固然痛苦難堪，但由於自身的學識和見識，上層精英還是比較容易容忍西方觀念對中國傳統價值的衝擊，相當一部分縉紳能夠對西方的介入采用現實主義的態度，就是冬烘的鄉紳，對洋教反得早，收兵罷手也早，極少數的先進分子，在失敗的刺激下甚至饑不擇食地拿來西方的工具理性來填充和界定傳統的倫理綱常體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僅僅了解了那麽一點點“極幼稚的西學知識”，就眼裏“無君無父”(有《大同書》、《仁學》為證)。譚嗣同用一知半解的“以太”解釋“仁”，康有為再加上一個莫名其妙的“電”，雖然操作起來還是“尊王變法”，但心術已經不正了。湖南“劣紳”葉德輝、蘇輿作《翼教叢編》，罵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從對儒學傳統的忠誠上講，也未必沒有幾分道理。後來很招了些非議的“改良派”尚且如此，他們以後的先進分子就更不消說了。相形之下，農民就沒有這麽輕鬆。簡單地說，讓他們推翻乃至殺掉某個具體的皇帝並非難事，但去掉他們意識深處的皇權理念則難如撼山。當大傳統陷於困境的時候，並不會一下子喪失其對小傳統的指導地位，農民的價值依賴異常頑固:他們怎麽也不願意相信千百年的“老理”怎麽會一下子講不通了?同是黃皮膚的中國人，沾了洋人的邊就可以聖賢不遵、祖宗不拜、菩薩不信、湊份子唱戲不出錢了?當他們一次次力圖以傳統的道義來恢複被洋人和洋教擾亂了的生活與風習時，卻每每莫名其妙地從有理變成了“無理”取鬧，昔日堂堂正正的“華夷之辨”、尊卑大義(信洋教的教民大多為從前地位卑下的“棄民”)，居然變得像紙一樣蒼白乏力。農民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前所未遇的缺憾和困窘，最後，作為沒有辦法的辦法，農民隻好轉向原來處於邊緣狀態的非正統成分求助，推出諸如迷信、符咒和巫祝等等，作為精神武器來抵擋西方入侵者。這些品位更低、更為荒誕的精神代用品居然風靡一時，甚至得到一部分頑固落後的士大夫的信奉，自然，結果可想而知。當農民最後的精神法寶失靈，同時飽受先進分子的抱怨指責以及頑固的上層的背信棄義唾棄時，他們已經領受了雙重的價值失落。曾使魯迅先生受到強烈震撼的農民六神無主、麻木呆滯的精神狀態，顯然與這種雙重的價值失落有關。然而，從積極的方麵說，經曆了這樣長期而慘痛的磨難之後，中國農民方才進入近代化的臨界狀態。盡管他們為此付出這樣大的代價並非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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