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1)(2/2)

    現時信奉奴隸史觀的研究者和當年信奉英雄史觀的思想家，在心態上其實倒是相通的。思想家們很自信，盡管別人未必會那麽以為，可他們自己幾乎個個都有“斯人不出如天下蒼生何”的自我感覺與“扭轉乾坤”的抱負。晚年的梁啟超，以幾經蹭蹬、垂垂老矣之身，談起往事依然躊躇誌得:“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曆史，若把西太後、袁世凱、孫文、吳佩孚……等人--甚至於連我梁啟超--沒有了去，或者把這幾個人抽出來，現代中國是個什麽樣子，誰也不能預料。”[2]

    然而思想家們又很自卑。自詡為胳膊粗力氣大的若輩，拚命拖著中國向前，學俄，學日，學英，學法，學美，從毛瑟槍一直仿製到立憲政體，結果卻怎麽都有點像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桔越淮北而變枳的尷尬，令每一個顧盼自雄的精英沮喪與困擾。近代化在文化的泥潭麵前無奈地徘徊，看起來毫無主見的農民，似乎沒有跟著精英向前走的意思，康、梁振臂一呼式的改良與孫黃振臂一呼式的革命，同樣是應者寥寥。在庚子(1900)以前，至少在表麵上，上層精英與農民的行為意向在時空次序上呈現截然相反的趨勢:精英的絕大多數在仇“夷”的時候，下層太平天國的農民們卻對西方文化取迎合態度;隨後，上層的先進分子越來越熱衷於“洋務”(也存在清流黨殺風景式的指責)，而農民卻在打教鬧教中日益積蘊了對西方人與物(工業品和物化形態的技術)的恐慌與敵視;與知識界第一次向西方大學習的維新變法前後腳，義和團運動則掀起了一場排外的狂潮。最感困惑的大概要算立誌創立共和的革命派思想家了，精心組織、傾全力進行的廣州起義(黃花岡)一敗塗地;烈士的屍骨未冷，那邊倉猝發動的武昌起義卻出人意料地成了壓垮駱駝脊梁的最後一根稻草。民國成立，舉國無異詞，滿以為農民自然也“鹹與共和”了，殊不料曾幾何時老百姓就眼睜睜地看著袁世凱摧殘盡革命的功臣與共和衛士。“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的悲涼現狀，把思想家們帶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消沉、失望、頹唐的境地。當年的革命先驅頹廢者多，出家者多，自殺者多，反動者多，或多或少都與“吾國吾民”的麻木有些關係。西學東漸過程遇到的文化滯力，說到底還是下層文化的滯力，這不是說下層文化的人群更難以接受近代化，而是說決定一種文化特質的標記雖屬於上層典籍文化，但根子卻在這種文化的“無文”成分，即風尚、習俗、禁忌、民間儀禮等等，經過千百年的積澱，這些無文成分所凝結的價值、意向已成為某種集體無意識，深植於每個“文化人”的意識深處。某種習俗縱然可能改變，但相應的行為模式卻會殘留很久。而農民恰是民風民俗或者說相應的集體無意識最頑固的載體，解開近代中國的文化陷阱之謎，廓清中國近代化進路的荊棘，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著手對中國鄉土社會和農民的意識世界進行考察和探究。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