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1)(1/2)

    近代化不等於西化，目前差不多是學術界的共識;但近代化與西方有很大關係，也是與實際情況相符的。固然，我們可以說，中國明清以來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也會緩慢地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曆史不容假設，事實是，我們津津樂道的那點萌芽並沒有發育成材，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從西方的土壤中移植過來的。在西方介入的情況下，中國在血與火的痛苦與屈辱中開始了自身的近代化曆程。另一個同樣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世界範圍的近代化起始於西方，而近代化在其過程中又存在一體化的趨向，西方的先驗模式無論其有效程度如何，都會被後來者效法。被效法的內容有些屬於近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通用的東西，如工廠製度、交通組織、金融體製等等;有些屬於參與社會運作的符號體係，如政治、法律製度、科學思維等;還有些則屬於形而上的範疇，如新教倫理、自然法精神、民主意識等等。在東方，這三個層次的效法是不均衡的，第一層次往往要切實得多，至於後兩個層次的效法，至少從結果看是可疑得很。無論是較為成功的日本和不那麽成功的中國，所謂“和魂洋才”、“中體西用”的陰影始終沒能去掉。用A.Toynbee的說法，外來的“文化光”穿透一個社會時，其“技術的光線”的穿透力常常是最強的，引起的阻力也最小。[1]換言之，效法西方則可，純粹地西化則難。即使如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拙笨地著西裝，皺著眉頭啃牛排，下決心“脫亞入歐”，也不能說真的西化了。不管怎麽說，學習和效法西方都是東方近代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因為西方至少在那個時代，代表著近代化過程一體化的方向。過分渲染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者也許忘記了，他們所判定這些萌芽的尺度，卻都是西方的。市場與商品化在中國古代曆史上並不是什麽稀罕物，但能不能就勢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卻大有可疑之處。舉個大家最樂道的“萌芽”的例子--明清之際最出風頭的徽商。徽州人“商”甲天下，可徽州的宗法製度、理學風尚這些大家公認的封建主義象征也甲天下。這種“二律背反”不管怎麽說也是耐人尋味的。

    因此，我們要想討論近代化過程中的思想意識變遷，就擺脫不了與西方的關係。這樣，三方麵的內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對待西方的態度和認知--從人到文化;二是對待中國人自己效法西方的行為舉止的態度和認知--從物器到精神;三是對這種效法的中國化的態度和認知--從反思到操作。三者都涉及到思想家的思想，實際統治者的思想和下層民眾的通俗思想。在此，我主要想清理一下民眾通俗思想的主體農民意識在近代的變化脈絡。為了研究的方便，我把考察的上下限定在1840到1920年間，上限為西方介入之始，下限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發韌。在這樣一個區間裏，東西方文化恰好走完了如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者所說從物到心物交界再到心的接觸、碰撞、容納的過程。而在共產主義運動發韌之後，中國近代化的主題詞變更了，故不宜放在一並討論。

    一

    現在的學術界講到中國近代的思想變遷，一般隻著眼於上層精英，其中談得最多的還是思想家，從王韜、馮桂芬到孫中山和章炳麟，盡管免不了加上條諸如“局限性”和“軟弱性”的尾巴，但骨子裏還是認為隻有這些人才有思想，或者說才值得一論。晚清加上民初八十餘年風風雨雨--工廠冒煙，皇冠落地--仿佛都與農民沒什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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