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戊戌維新變革的製度意義(1/3)

    1．戊戌前的政治格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個轉折。中日這兩個後現代化國家，各自學習西方的成就在直接較量中得到了檢驗。殘酷的現實讓中國人意識到這個事實，一個一向為中國人瞧不起的小小島夷，居然就是因為學習西方學得比中國好，就打敗了中國人，而且讓中國人敗得非常之慘。花上千萬兩銀子堆起來的北洋海軍灰飛煙滅，戰前國人頗為引以為豪的湘軍和淮軍也是一敗再敗，連一場像樣的小勝仗都沒有，害得李鴻章在馬關談判中連起碼的還價資本都沒有。

    當然，更為刺激中國人的是，從此以後，中國有了一個能夠將自己打得一敗塗地的緊鄰，而且這個緊鄰對滅亡中國非常有興趣。自從日本將中國打敗，拿中國作為上升的墊腳石之後，中日之間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甲午之戰，不僅讓中國付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賠款，而且吞掉了邊界基本定型後的兩大塊國土（其中的遼東經三國幹涉後，由清朝政府贖回），也就是說，甲午戰爭讓中國人真切感受到了亡國的危險，從西方隻要利益、不要國土的夢幻中醒了過來。

    人們公認，甲午戰爭是中國士大夫普遍覺醒的轉折。這個轉折促進了學習西方和日本的熱潮的到來，要求變革的呼聲日見其高，其中聲音最響的是來自廣東的一群士大夫，他們的代表人物為康有為和梁啟超。不過，講求西學呼籲變法的人們實際上並不隻有這群人，在北京，在東南沿海，這樣的士大夫還有很多。使變法成為潮流，最後影響到中樞，應該是這些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麵對亡國的威脅，清朝最高統治者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甲午戰爭後，無論是光緒帝還是西太後，都感到了亡國的危機，也意識到了變革的必要性（光緒的態度已是眾所周知，其實西太後當時也多次表示，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寫得好）。清朝皇室傳統的責任感，不僅作為皇帝光緒有，作為太後的那拉氏也有。當然，具體怎麽變，他們並不清楚。我們應該承認，盡管國家危亡，但不願意變法的人還相當多，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缺乏因循苟安之輩，一個王朝到了晚年，這種人就更多。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這些人已經不能像19世紀60年代那樣推出自己的領袖，甚至連像樣一點的反對變革的說辭也拿不出手了。

    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百弊叢生，太平天國之後的地方導向的改革，雖然使中國出現了某些新的因素，但沒有使中國出現新的中產階級，更沒有觸動舊的政治體製，反而因新舊轉換導致體製上的摩擦和裂痕，舊官僚係統的狀況不但沒有因改革而改善，反而更加惡化。賣官鬻爵已經製度化，人們在買官之後，還要買缺，買了缺之後，還要買排隊的位置。一個官缺，至少有幾十甚至成百上千個人在候補。買官的錢，隻有少量歸入國庫，其餘的都被當事者中飽私囊。作為維護王朝統治的核心製度，科舉製也已經退化，不再能勝任官僚製選才和更新的需要。經濟狀況也是如此，原來的官督商的工商業，日益暴露出官方幹預的弊病，經營逐步惡化。對日巨額賠款，又使中國背上了數額龐大的國際資本的高利貸。可以說，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非改不可的關頭，然而改革的條件卻相當不好。

    不僅如此，當時中國的變革，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隱憂，就是最高權力的二元結構。西太後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已經牢牢把握最高權力35年。但是，她的掌權卻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隻是因為倫理結構和體製之間不可避免的縫隙，才使得一個女人變成了中國事實上的皇帝。為了繼續做這個事實上的皇帝，在她親生兒子同治死的時候，她居然甘冒家族之大不韙，不為同治立嗣，選擇了與同治平輩，年僅4歲的光緒作為養子繼任皇帝，為的就是能夠繼續垂簾聽政。但是，這種舉動，還是引發了一場政壇風波，一個昔日的言官吳可瀆竟然以死相諫，西太後費了很大力氣，才平息了這場風波。然而隨著光緒的長大成人，朝廷上下，要她歸政的壓力越來越大。光緒1889年親政之後，不僅朝廷輿論，甚至連懦弱的光緒自己，也指望著早日執掌大權。可是，盡管住進了頤和園，西太後卻並沒有放棄權力，依然在遙控朝政。結果，甲午戰爭的失敗，人們批評的矛頭也依然指向西太後。不僅言官說三道四，就連舉足輕重的地方大員劉坤一覲見時，也委婉地批評她不該信任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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