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朝政治格局的轉換(2/2)

    太平天國之後，一大群以軍功起家的漢族士大夫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封疆大吏。他們跟以往的督撫不一樣，不僅自己手裏有隻聽自己招呼的軍隊，而且通過在戰爭中形成的厘金製度，收取大量厘金，壯大了地方財政的腰包。厘金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商稅製度，據說是江南才子錢江的主意。所謂厘金就是對商品值百抽一，不僅施之行商，也施之坐商。厘金製度實行後，基本解決了像湘淮軍這種原來沒有國家編製的軍隊的開支問題。厘金製雖然是一種不好的商稅製度，但是，畢竟解決了傳統體製下長期沒有解決的建立商業征稅體製的問題。由於厘金沒有固定的稅額，不在戶部控製的範圍，所以成為地方督撫自己的財源。有兵有財之後，這些強勢的督撫，對管轄地方的官員也有了更多的支配權。各省的司道官員，完全變成了督撫的屬員，而府州縣官則更是在督撫的掌控之下。雖然不能隨意任命，但可以隨意彈劾。可以說，太平天國之後的督撫，在兵、財和人事幾方麵，都有了從前想都不敢想的權力，原來內重外輕的局麵倒了過來，變成了外重內輕。在曆史上，人們稱之為督撫專權的時代。

    到19世紀70年代末，清朝政府的總收入，中央和地方總計為6000餘萬兩白銀，而厘金則達到1800萬兩，占30%左右。由此可見地方財政的分量。

    太平天國之後的局麵，清朝自己稱為“中興”，所謂的中興名臣們，也是專權的督撫。中興的最大標誌，是中國開始了“自強運動”，即所謂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一場地方導向的現代化運動。這些專權的督撫是運動的主導者。洋務運動的三部曲，軍事現代化、軍火工業現代化和工商業現代化，都是在曾、左、李為代表的地方督撫主持下進行的。在這些督撫控製的區域，一個個頗具規模的現代化企業破土而出，揭開了中國學習西方的第一篇章。雖然這些新興的事業一開始都是衙門化模式，全然沒有市場意識，而且也沒有像日本那樣，很快從官辦走向商辦，隻走到官督商辦的半途就停滯了，但畢竟是中國人自主接受西化的第一步，現代化成就雖然比起近鄰日本來不算好，但在整個世界範圍看，比較其他接受西化的民族和國度，還算不錯。督撫們大力推動洋務運動，固然有富國強兵的初衷，卻也不乏對自身權勢的考慮。實際上，誰興辦起洋務事業，誰就可以爭取到中央更多的財政支持，甚至截留關稅也不會受到懲罰。所興辦的事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興辦者自己的事業，往往能夠極大地壯大自己的勢力。左宗棠之於福州船政和福建海軍，李鴻章之於北洋海軍都是如此。由於興辦洋務，督撫可以設置更多的機構，大大小小的各種局和處出現了，這些機構不在朝廷編製之內，機構的興廢，官員的添設，完全操縱在督撫手裏，地方督撫的行政權力因此得到了進一步擴張。

    洋務事業極大地擴展了這些中興名臣的權力，在晚清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作為地方官員的督撫，對清朝的國防、外交等事務擁有很大的發言權，有時甚至主導相關政策的走向。最典型的莫過於李鴻章長期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實際主管清朝的外交幾十年，以至於他基本上不駐保定的直隸總督府，而多在天津的北洋大臣府邸，也好就近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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