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朝政治格局的轉換(1/2)

    前麵談到過，清朝的政治格局一向有兩個特點：一是滿重漢輕，二是內重外輕。還在乾隆末年，這種格局所導致的清朝政府缺乏彈性，難以應付地方突發事件的弱點，已經在川、楚白蓮教起義中暴露無遺。隨著滿人整體政治素質的下降，這種政治格局的弱點就更加突出。為了應付局麵，在乾隆之後，為了利用漢人士大夫的力量，漢人官僚和士紳的地位已經有所提高，但從總體上看，清朝政治的這一格局，還沒能有根本性的扭轉。

    根本性的轉機來自於清朝崩盤的威脅。1851年起源於廣西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衝出廣西後以暴風驟雨之勢，席卷大半個中國。就當時而言，清朝政府崩潰的勢頭，比當年元朝政府還要來得快，如果不是起義農民領袖貪戀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繁華，起義軍內部又因爭權奪利而出現內訌，很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滿人又會像當年的蒙古人一樣，被趕回關外。

    當然，太平天國沒有全力北伐的失誤，給了清朝政府一點喘息的機會，也給了漢人士紳選擇的機會。本來，像這種王朝末世，地方上的士紳最關心的應該是自己家族和地方的利益，未見得會傾力效忠政府，加上太平天國以推翻異族統治相號召，理應對於漢族知識分子更有吸引力才是。可是，太平天國起義，恰是以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因素，糅雜了中國鄉土意識拚湊成的拜上帝教為組織核心的。雖然在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一幹人頭腦裏，西方基督教的思想沒有多少，但他們創造的拜上帝教，卻以強烈的反傳統麵目出現，兵鋒所及，掃蕩著一切中國固有的雅俗文化，儒釋道概莫能外，至少從形式上，傳統的三教都受到了巨大衝擊。而且，在農民式的禁欲主義指導下，太平天國實行打破家庭，分男營女營的政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顛覆性衝擊。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有“鏟孔孟，覆倫常”的意味。雖然洪秀全等人事實上並不可能真地拋棄儒家倫理，甚至對倫理和禮教的講究比士大夫還要厲害，但他們起義的外在表現，卻的確對士大夫們賴以生存的意識和觀念造成了難以接受的衝擊。

    對於中國士大夫而言，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文化是他們賴以存在的基石，雖然讀書人都稱皇帝為聖上，但實際上他們心目中的聖人隻有一個，那就是孔子，孔子的確是中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教主。而以男女為中心的社會倫理網絡，則是士大夫在農村社會生存的基本前提。如果以毀滅這兩個命根子為代價，換取對一個政治勢力的歸附，對士大夫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歸附，也是在武力脅迫下不得已的結果。這樣的話，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一大批漢族士大夫，會毅然選擇全力幫助清朝政府。這些人（包括大批在野的士紳）的選擇，的確出於“衛道”的動機，不過更重要的是維護他們自己的命根子。在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場農民起義沒有士紳的參與而能成氣候的，太平天國當然也不例外。而盡管太平天國對讀書人很優待，甚至自己開科取士，但始終沒有什麽像樣的士大夫投身這個運動，少數幾個進去的也很快就退出了。

    漢族士大夫對太平天國的抵製和反抗，救了奄奄一息的清朝政府的命，也徹底改變了清朝延續200多年的政治格局。當清朝的政府軍八旗和綠營根本不中用的時候，滿人的王朝不得不將撲滅太平天國的希望寄托在還比較有戰鬥力的湘淮軍頭上。湘淮軍實際上是曾、左、李這些漢人士大夫，為了自身命運，以及拯救清朝而建立的私人軍隊。這種私人軍隊從編製到訓練跟八旗和綠營都有本質的不同，而且還及時地引進了西方的兵器和組織因素，因此最終替清朝政府撲滅了以太平天國為代表的遍地農民起義烽火。在這滅火過程中，原來士大夫的實學和理學都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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