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轉型的陣痛——晚清

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一般將進入近代的時間點，定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西方較為普遍的觀點，則是明朝中後葉。當然，這兩種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前者，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強行打開，中國從此逐漸被納入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後者，中國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在文化上開始與西方出現較大規模的交流。然而，作為製度變遷，中國關鍵性變化的發生卻沒有那麽早，如果要找一個變化的關節點的話，應該是1861年年初總理衙門的建立。 當然，變化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按某些西方學者的說法，實際上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自身已經在發生變化，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經在就中國的政治和製度提出改革建議。經過了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由於人口激增，土地減少，統治機器鏽蝕，邊疆問題出現，雖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內囊已經上來了。為了應付這種變化，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出現了某種彈性的變化，而士大夫中間則出現了某種回應。對最高統治的批評聲音開始增多，更多的是士大夫對自身學風的反思，人們開始批評乾嘉不問世事的考據風氣，一方麵開始探求邊疆史地、鹽政、治河等實學，一方麵強調士大夫的責任感，由此長期被壓抑的今文經學和宋學開始複興。一些比較有責任感的封疆大吏，也在實際政務操作上，采取不同以往的舉措，開始政務變革的嚐試。鹽政和漕政的改革，在陶澍等地方大員推動下，開始嚐試。18世紀末的中國，出現了以前不能想象的某種政治氣象。雖然，跟整個國家的死氣沉沉相比，這種變革的聲音還顯得過於微細，但已經不能說，在外國人打上門來之前，中國人一點變化的跡象也沒有。正因為某些士大夫對中國自身變化有了足夠的敏感，所以，當英國東印度公司用鴉片代替白銀輸入中國，以抵消中國產品的出超時，中國很快就有人作出了反應。 當然，中國人自身的這種求變努力，從整體上看還顯得過於微弱，遠遠抵消不了滿清王朝在曆史慣性驅動下，滑向沒落的趨勢。人口在國家永不加賦政策和輸入的糧食品種刺激下激增，國家看到的隻是土地麵積相對減少，遊民人數增加所帶來的問題。麵對日益發達的遊民社會，已經鏽蝕的國家機器，沒有任何妥善的應對之術。工商業已經有了長足發展，某些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含量已經超過50%，但國家既沒有相應的稅收機製來獲取這份越來越大的財源，也沒有調整相關的國策，鼓勵工商業的發展。讀書人大多數還依舊沉湎於八股製藝之中，本能地排斥任何有用的學問，即使最開明的士大夫，對於一個日新月異的西方世界，也沒有多少了解，人們對於西學的了解，甚至遠遜於明朝末年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沒有西方入侵的強烈刺激，人們大概很難真正睜開眼睛。事實上，即使鴉片戰爭這樣大的失敗，也並沒有真正讓中國人醒過來。《南京條約》簽訂以後，整個王朝雨過忘雷，除了極少數人思考過一些問題、試圖了解西方之外，所有人又回到了舊日的軌道。在通商的五個口岸，官吏們忙於暗中封堵洋人，試圖將已經殘破的大門重新補上，或者組織民眾抵製洋貨，或者施加壓力不許民眾接待外國傳教士。在看不見洋人的內地，政府靠增加攤派以彌補戰爭造成的財政窟窿，而官吏則像過去一樣，因循度日。 然而，清朝畢竟已經統治了200多年，跟所有傳統王朝一樣，到這個時候，製度和人事上的優勢就會逐漸喪失，而製度弊病卻會日益顯露，人口增加導致的社會壓力陡然加大，王朝開始進入末世，於是開始另一輪的盛衰興替的輪回。隻是，對於清朝來說，由於西方的介入，這種末世病發作得稍微早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