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中唐決策機製的變化以及宦官專權的原因(1/3)

    1．非體製因素的體製化，宦官與內寵的影響

    唐代的集體宰相製，是一種主逸臣勞的行政體製。作為國家元首的皇帝，將大部分管理國家的事務交給了宰相，而自己則隻掌握最後的決定權。這種管理方式可以充分發揮行政官員的作用，使得帝國政府具有最高的行政效率。君臣相比，不用說也是整天忙於處理政務的宰相們對國家管理事務更熟悉，更有經驗。即使皇帝掌握了最後決定權，依然可能完全被大臣牽著鼻子走。因為拿出處理方案的是宰相，而皇帝的決策，在多數情況下隻是諸方案中供選擇的一個罷了。即使皇帝對所有方案都不滿意，也隻好請宰相們再擬一個。在這種政治的反複拉鋸中，雙方實際上都得作出某些妥協，最終最大的可能性是，采用了一種妥協方案，而且在該方案中往往體現宰相的意見更多些。因為，對於最後拍板所必需的信息掌控，明顯是擔任具體事務性工作的宰相要更有優勢。

    因此，這種權力架構，優點是明顯的。它能夠發揮官僚製集體的智慧，使行政效率達到相當高的地步。但也確實存在皇帝被宰相架空的危險，特別是出現別有懷抱的大臣，加上相對糊塗一點的皇帝時，情況甚至很有點危險。

    唐初的兩位統治時間最長的統治者，唐太宗和武則天，都是具有超凡魅力和豐富統治經驗的領袖人物，洞察力和掌控大局的能力非常強。他們可以放手讓宰相們處理軍國大事，同時又能牢牢控製住局麵，不至於大權旁落。但是，擔心管理全局的人欺騙自己，也許是皇帝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除了從體製內其他渠道獲得額外信息外，皇帝還往往要依賴某些非體製的其他渠道的信息補充。即使是唐太宗和武則天這樣的皇帝，也要依賴各種信息補充，防止宰輔們可能的欺瞞。至於後來的皇帝，尤其是那些生長在深宮裏的皇帝，就更是難以免俗。所以，皇帝身邊，換句話說，也就是最高權力核心周圍，往往少不了有一些體製外的人在活動。他們沒有製度賦予的權力，但卻是皇帝的親信和寵兒。所謂明君和昏君或者不太明的君之間的分別，就是前者對於寵信的人不賦予或者較少賦予他們參與決策的權力，而後者則反之。

    武則天死後，唐朝的中樞一直處於動蕩之中，一連串的宮廷陰謀和政變，使得一些深居後宮的人也卷了進來。動亂中的皇家人物，最信賴的隻有身邊最親近的人，他們中自然少不了宦官。

    雖然是女皇帝，但一樣講究排場

    此時，距離東漢的宦官之禍已經過於遙遠，人們早就忘記了這些肢體不全的人也照樣能在朝廷掀起大浪。武則天之後的動蕩過去，政權最後花落唐睿宗的兒子李隆基之家，奪權有功的人士中，就有一個宦官高力士，高力士可以說是唐代宦官參政的第一人。《新唐書》說他權傾朝野，“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嚐出。眠息殿幄中，徼幸者願一見如天人然。”（《新唐書》卷207《高力士傳》）可能有點誇張，大概由於史家對宦官專權的痛恨，不免凡事極而言之。平心而論，高力士雖然受寵，但處世還是相當低調，根本談不上作威作福、把持朝政。民間小說家言，則傳得更神，說李白都是因為酒醉讓高力士脫靴，而得罪之，被賜金還山。如果這事是真的話，隻能證明高力士確實不善弄權，僅僅將一個侮辱了自己的文人客氣地請出了皇宮，而不是殺了他。不過，雖然高力士沒有若是之惡，唐玄宗李隆基也沒有放手將朝廷大權交給他，但是，作為一個宦官，在軍國大事上說話，畢竟是開了皇帝讓自己親信參政的一個唐朝的先例。

    當唐玄宗還有心也有能力勵精圖治的時候，這種親信在國事上插嘴的現象，還不足以引起大的問題，有時，甚至還有點好處，等於多了個出主意的人，多了條信息渠道。可是一旦做皇帝的覺得天下太平、可以享福的時候，毛病就出來了。皇帝跟高力士等宦官在一起玩樂的時候多了，對他們的信任也就更多。那些還堅持按照製度辦事的宰輔，自然會因為照規矩辦事、堅持自己的意見而令皇帝不耐煩，最後一切順著皇帝意思的李林甫成了宰相。皇帝體製外的親信又添了寵妃和她的家人，楊貴妃的堂兄甚至做了宰相，由體製外進到了體製內。到了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安史之亂”爆發前，體製外的信寵對於軍國大事的幹預甚至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顯然，如果沒有對楊貴妃的特別作用，唐玄宗即使再糊塗，也不會在滿朝文武都說安祿山要反的情況下，依然信任這個胡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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