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門閥政治的政治文化與門閥政治的末路(1/2)

    ��N���經過漢末大戰亂，東漢刻意強調節孝，皓首窮經的文化氛圍已經走向沒落。而魏晉替代之際，司馬氏為爭取高等士族的支持，人為地延續東漢的名教傳統，刻意強化儒家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給予了這種文化以更大的打擊，充分暴露了其在政治層麵上的虛偽性。王祥、何曾這些表麵上的大孝之徒，位列高爵，但實際上卻虛偽狡詐，人所不齒。在這種情況下，士人中的精英首先出現反動的跡象，一些人開始推崇老莊哲學，並用老莊的玄理來解釋儒家經典《周易》，形成了所謂的“玄學”。它實際上是以老莊加上一些神秘因素東西，取代經學。位為三公的望族王戎，之所以欣賞阮瞻認為老莊與儒學實質“將無同”的說法，正由於此。（《資治通鑒》卷82）而以嵇康、阮籍為首的文學之士（竹林七賢），則把玄學與行為的放誕結合起來，視禮法之士為虛偽之徒，由蔑視禮法而抗拒官方意識主流，一時蔚為風氣。

    當年的竹林七賢，除了喝酒之外，還會寫詩

    後來，由於佛教的大規模輸入，格義佛學與玄學相結合，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清談之風。而放誕的行為也青出於藍，越是高門大姓，行為越古怪越受人推崇。世族門閥壟斷了政壇，但卻競相不務實際，人人手持塵尾（塵拂），清談玄機。好一點的做詩、做畫、寫字，差一點的則每日喝酒、吃藥（五石散，以求長生）、玩女人，或者玩命地追求金錢，熱心經商。王戎親操算籌，日計收支。家有好李，出賣時怕人得到種子，便一個個鑽破再賣。整個士族追求浮華，追求玄理，追求奢華。石崇與王愷鬥富，王愷居然得到皇帝的支持。久而久之，大家以不務正業為榮，連為官應做的公務，也不屑一顧，誰要是專心政務，反而會被大家瞧不起。

    渡江以後，士族門閥子弟在經過了短暫的傷心感喟之後，依然我故，沉湎於昔日的舊習之中。除了某些野心家之外，沒有多少人熱中治國之術。不務實際的政治文化風氣，使得士族的政治能力嚴重退化。身居高位的世家子弟，即使談自身的公務，也像在鬥機鋒。

    頭號世家子弟王徽之（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給桓衝做騎兵參軍，桓衝問他：“你當的什麽官呀？”他回答說：“不知道，隻是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可能是管馬的。”桓衝又問：“我這官府裏有多少馬？”回答說：“不問馬（注：這是孔子的話，馬廄著火，孔子隻問人傷了沒有，不問馬），怎麽能知道數目。”桓衝還不死心，又問：“近來馬死了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這又是孔子的話，說的是人在還沒有了解怎麽生的情況下，沒有必要探究死的問題）（《世說新語·簡傲第二十四》）

    在這樣的情形下，整個官僚體係出現一種怪現象：各個部門，居高位的負責人不管事，實際負責的則是那些處於下手的低級屬員。尚書省不僅尚書令凡事不理，就連各個尚書也不管事，甚至是各個曹的書吏書手在具體負責。如果說，尚書省還屬於執行機構，這種小官管大事的局麵還不足以聳人聽聞，那麽中書省和門下省類似的問題，可就麻煩了。南朝這種辦事員身份的小官吏當政的現象相當普遍，某些官位隻是九品的中書通事舍人的人物，居然一時能左右朝政，中書省起草詔令，竟然專由舍人負責。像戴法興、阮佃夫、茹法亮、呂文顯等人，一時權傾朝野。茹法亮為中書舍人，“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南史》卷77《茹法亮傳》）這些人大多為寒族出身，在那個時代，隻配做這些小官。正史往往將這些人列入《幸臣》係列，帶有強烈的貶低意味。實際上，正是由於世族把持了高官，但又不管事，才使得這些身在要害部門的辦事員有機會掌握大權。從東晉到南朝，中書和門下省的舍人和給事中這樣辦事員一級的人物，才是真正處理朝廷大事的人。不僅如此，地方官也是這樣，州郡長官均為世族人士壟斷，他們在京師不做實事，到了地方也好不了哪去。所以，地方官的屬員長史和不入流的典簽成了州郡政務的實際操作者，這些小官吏事實上成了握有實權的地方長官。對於這種現象，陳寅恪先生認為隻是皇帝控製官員的一種方式。但或許，這跟高門世族不務實際的政治文化有很大關係，倒不見得是皇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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