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無可了的“張鳴事件”(1/4)

    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連在一起，這是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想象的。但是，這事就是發生了。2007年，我的確成了一場網絡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後果。對我來說，當初之所以在網上發作，其實是一個很長的積蓄過程的必然結果。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已經是公共知識分子了。但是，進入學界之後，我的目標卻一直是做一個純學者。最好的狀態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線裝書。因此，在大學裏教書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課，就是讀書，偶爾寫一點學術文章。後來，有人因為我在《讀書》雜誌上寫的文章，約我寫些曆史文化隨筆，我隻當它是學術之餘的閑筆，可以騙點零花錢，偶一為之，也無所謂，也就答應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學每況愈下的現狀。身在大學，眼見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認真讀書做學問的人，日益邊緣化，學術一邊是權力的婢女，一邊是學官的政績花瓶。稍有人心者，沒法不憤怒。而我，恰恰是一個涵養不夠、壓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筆，不知不覺地就寫開評論了，最早在《中國新聞周刊》開專欄，寫評論，主要衝的是大學的弊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評論文字已經相當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還是衝著大學或者教育去的。

    “張鳴事件”，從表麵上看，是我和我們學院的院長李景治先生的過節兒。其實，李景治卷入其中，僅僅是因為他不幸是我的頂頭上司。而且像許多院長一樣，自覺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別人更壞，隻是眾多學術官僚中的一個。他做的事，別人也會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沒錯，正如李景治先生過後所說的那樣，我跟他沒有私怨，隻是工作衝突。隻是，這種工作衝突，背後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為我的頂頭上司，是進入21世紀以後的事。2003年，人民大學學科調整。我所在的中共黨史係作為實體單位取消，降級並入馬列學院，而原黨史係政治學類的兩個教研室（占黨史係一半）並入國際關係學院。我所在的黨史係政治學教研室，跟國際關係學院的政治學係（也相當於教研室）合並。我當初之所以選擇做大學老師，在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職業，相對比較自由。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學校的氛圍相當寬鬆，沒有後來的量化管理，也沒有什麽課題的壓力。學校的官員，也不怎麽管老師。我所在的黨史係，尤其如此，基本上隻要課上下來了，你喜歡做什麽，研究什麽東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說那個時候，由於國門甫開，整體學術水平比較低，但你不能否認那時候比較自由。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大學的強化管理開始實行的時候，我們這個係依然具有相當的自由——雖然作為一個係，不那麽學術。然而，作為我們學校強化管理，理順體製的一部分，作為一個係級建製的黨史係消失了，我們進了陌生的國際關係學院。

    兩撥原來互不相識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個政治學係，雙方邊磨合邊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養模式，編寫研究生閱讀材料，每年召開政治學的國際會議，成立博士生培養導師組等。學院的領導都很奇怪，我怎麽會跟原來國關的教授，張小勁、景躍進、王樂理甚至楊光斌，關係處理得那麽好。尤其是張小勁，當時他不僅是我們係的人，還是學院的副院長，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學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時我們做得很好，有目共睹，連李景治也承認，學院的各個係所，我們做得最好。那時的李景治，雖然對我們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錢不給，連句好話都沒有，但至少還沒有從旁掣肘。此時的他，我除了隱約感覺到有點小心眼，好擺官架子之外，大體還過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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