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說曆史:朝堂上的戲法

我被學校開除了(1/3)

    我是1957年生的。當時我家在黑龍江墾區,父母雙職工,都在上班,生下來之後一直由外婆帶。“大躍進”之後挨餓,說實在的,黑龍江墾區的處境算是好的了,但外婆不信,她堅定地認為她的家鄉斷然不會這樣,結果回去了。外婆走了之後,我就麻煩了,幼兒園堅決不去,強製送去就終日哭號,隻好東家送幾天,西家看幾天,好容易熬到6歲,老媽走了後門,給我送去上學了。

    提前一年上學,也躲不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按道理我該上三年級,但是,此前的一年,我們家從位於佳木斯的東北農墾總局,搬到了八五一一農場,我湊巧突然乖了很多,估計是換新地方過於陌生了,加上學習成績還不錯,學校方麵讓我跳了一級,結果,1966年的新學期,我就直接到四年級上課去了。

    別的年級的班主任都是教語文的,但四年級的班主任是教算術的,而且還是男的,這讓我感到更加陌生,終日一句話都不樂意多講。不過,當時的我還不知道,正是這次跳級,碰上這位男的教算術的班主任,啟動了我小學生涯的悲劇。

    小時候的我,不是一個很淘氣的男孩,說不上乖,但一般總可以遵守紀律。老師讓我們筆直地坐著,每強調一次,我大抵可以堅持幾分鍾的,大體上,在老師注視的時候,總也不敢幹別的。至於淘氣學生在女同學的書桌裏放癩蛤蟆,在老師進來之前在門上放把掃帚的事,我絕對是不會做的,當然,如果有人做了,我也絕不至於去檢舉,大抵抱欣賞的態度看著。因此,在跳級之前,老師,尤其是班主任老師,也一般性地喜歡我——否則怎麽會跳級?可是,跳級之後,我發現現在的班主任卻一般性地不喜歡我,不僅不喜歡,說話還常有譏諷之意。這讓我做了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摸不著也沒法子問,隻好躲著走,加上他的課上得也不怎麽樣,不聽還好,聽了更不明白,心裏未免有些腹誹,因此,隔閡就更深。後來發現,班主任對所有學習好的男生都不怎麽喜歡,他喜歡聽話的女生,看來,這屬於人之常情,我原不該大驚小怪的。

    不過,老師中有我喜歡的,那是一個教美術的老師,畫畫得怎麽樣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我的印象中,這位女老師,年輕、漂亮,而且特別欣賞我,總給我五分。隻是,這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跟我的班主任,關係似乎不怎麽樣,見了麵,有時候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反過來加深了我和班主任之間的小小的敵意。

    “文化大革命”來了,最開始是批判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批了半天,大家連他們是幹什麽的都沒記住,能記住的是,少先隊的三道杠、兩道杠不讓戴了,然後紅領巾也沒了,接著課也可以不上了。就是上課,同學們可以在課堂上互相丟石頭,槍林彈雨的感覺,最後把老師打跑了了賬。即使像我這樣比較喜歡看書的好學生,對於不用上課這件事,也感到相當愉快。我們還天天上學校,到了學校就放羊,捉對兒打群架,攻城,真幸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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