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實篇(5/5)

    6世紀突厥開始興起，到8世紀開始消亡，至10世紀後，就基本上找不到相關的記載了。

    契  丹

    契丹族源於東胡後裔鮮卑的柔然部，以原意為镔鐵的“契丹”一詞作為民族稱號，來象征契丹人頑強的意誌和堅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曆史上關於契丹族的最早記載開始於公元389年，柔然部戰敗於鮮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興安嶺一帶，成為蒙古人的祖先室韋。而南柔然避居今內蒙古的西喇木倫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區，以聚族分部的組織形式過著遊牧和漁獵的氏族社會生活。此時八個部落的名稱分別為悉萬丹、何大何、伏弗鬱、羽陵、匹吉、黎、土六於、日連。在戰事動蕩的歲月中，各部走向聯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後經過了大賀氏和遙輦氏兩個部落聯盟時代。自北魏開始，契丹族就開始在阜新活動，至唐末強大，五代時（916）建立契丹國，後改稱遼，統治中國北部，其疆域東臨北海、東海、黃海、渤海，西至金山、流沙（今新疆白龍堆沙漠），北至克魯倫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流域，東北迄外興安嶺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溝河及今甘肅北界。遼朝先與北宋交戰，“澶淵之盟”後，雙方長期維持平穩關係。遼中葉後，統治集團日益腐朽，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各民族起義風起雲湧。當女真族展開強大攻勢之後，遼帝國迅速走向滅亡，1125年為金所滅。

    由於契丹的名聲遠揚，國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國稱作“契丹”。

    黨  項

    黨項族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屬西羌族的一支，因此也被稱為“黨項羌”。

    根據相關的文獻記載，羌族發源於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地區。漢代時，羌族大量內遷到河隴及關中一帶。此時的黨項族過著原始遊牧部落生活。他們以部落為劃分單位，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逐漸形成了著名的黨項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盛。另一說拓拔氏是鮮卑族的後裔，西夏開國君主李元昊就自稱是鮮卑後代。此外還有黑黨項、雪山黨項等部落。

    唐朝末年，黨項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參與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的軍事行動。唐朝以夏州為定難軍，以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封爵夏國公，再賜李姓。從此黨項族便據有銀、夏、綏、宥、靜五州，握有兵權，成為名副其實的藩鎮之一。曆經五代，黨項拓跋部利用藩鎮爭戰、朝代更替的機會，逐漸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到後周末年，已經形成一個以夏州為中心的地方割據勢力。宋初趙匡胤削藩鎮的兵權，引起李氏的不滿，兩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1032年李元昊繼夏國公位，開始積極準備脫離宋。他首先棄李姓，自稱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諱為名改宋明道年號為顯道，開始了西夏自己的年號。在其後幾年內他建宮殿，立文武班，規定官民服侍，定兵製，立軍名，創製西夏文。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其統治疆域方圓數千裏，東盡黃河，西至玉門，南界蕭關（今寧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員遼闊。

    公元1227年，蒙古滅西夏，黨項人遂成為蒙、元屬民，係色目人之一種。西夏亡國後，黨項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與其他民族間錯雜居，從而漸漸為漢、藏、蒙古等族所同化。

    女  真

    女真先世可追溯到商周時的肅慎和戰國時的“挹婁”。北魏稱“勿吉”，唐時寫作靺鞨。初有數十部，後逐漸發展為七大部，主要分布在今鬆花江和黑龍江一帶。其中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最強大。靺鞨各部發展程度不一，大多以射獵為生，鑿土穴而居。南部的粟末部較為先進，種植粟、麥、穄等作物，養豬、馬，以米釀酒，以豬皮為衣。最北方的黑水部使用鐵器。7世紀初，粟末諸部役屬於高句驪(朝鮮半島政權)。公元725年，唐在黑水靺鞨地區置黑水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其餘各部隸屬於都督府，稱為州。粟末靺鞨於公元698年曾建立振國（後改稱渤海），其首領大祚榮於唐開元元年（713）受封為渤海郡王。此後轄區即以渤海為號。公元926年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攻滅，改稱東丹。10世紀後改稱女真。1115年，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各部，建立金。1234年，金亡於蒙古。明人通常把女真劃分為三大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1615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稱汗建國，國號為“大金”，史稱後金。1644年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清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國日後版圖的基礎。清朝以後，“女真”稱為“滿洲”，後通稱為滿族至今。

    吐  蕃

    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生活在青藏高原，以遊牧為生，紡織和金屬鑄造業的水平較高。7世紀前期，吐蕃傑出的首領鬆讚幹布統一各部，建立了強大的奴隸製政權，以邏些(suò)為都城。鬆讚幹布是藏族曆史上，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人物，他在位時，創製了文字、官製、兵製和法律。公元634年，第一批吐蕃使者訪問長安，成為漢藏兩族友好關係的良好開端。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後與吐蕃讚普鬆讚幹布和尺帶珠丹聯姻，促進了唐朝和吐蕃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二公主嫁入吐蕃的同一時期，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科學知識陸續傳到吐蕃，對吐蕃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公元821年，唐蕃正式結盟，並建立了會盟碑。這塊碑今天仍屹立在拉薩大昭寺前，成為漢藏兩族友好團結的曆史見證。

    蒙古族

    蒙古族是先秦時東胡的一部分，由鮮卑族演化而來，一直生存到現在。漢朝時期，東胡被匈奴的冒頓單於擊敗後，退居烏桓山和鮮卑山，分為烏桓和鮮卑二族。烏桓在被曹操征伐之後衰落，鮮卑一族崛起，在西晉時期鮮卑主要分為段部、慕容部、拓跋部、柔然部等。其中柔然與南北朝時期統治中原北方的北魏拓跋氏多次交戰。柔然被突厥係民族擊敗後，分為南北兩支。柔然的南支逃到遼河上遊，成為契丹人的祖先。北支逃到雅布洛諾夫山脈以東、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是室韋的祖先。蒙古諸部中，東蒙古來自室韋諸部，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嫡係後裔。宋朝時期，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係民族的統治逐漸衰落，東蒙古開始西遷至蒙古高原內部。13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統一的蒙古政權。他的後代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政權——元朝。室韋諸部在突厥語中稱作韃靼。西部蒙古諸部則於同一時期在突厥或突厥化部落的基礎上形成。1368年，元朝滅亡，殘餘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為東西兩部：東部蒙古遊牧於漠北和漠南，其首領為元室後裔，被視為蒙古的正統；遊牧於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稱為西蒙古，與東蒙古有姻親關係。明朝時東、西蒙古分稱為韃靼和瓦剌。15世紀，蒙古南北被達延汗重新統一，分東部蒙古為喀爾喀、兀良哈、鄂爾多斯、土默特、察哈爾、喀剌沁（永謝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處於分裂割據狀態，以大漠為界，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與明朝修好，發展貿易關係。俺答汗在駐地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成為漠南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清朝為了掃除後方的威脅，對蒙古族大舉用兵，花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統一了蒙古各部，實施盟旗製度。這加強了對蒙古族的統治，保證了蒙古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拓展對外交流

    張騫通西域

    在漢朝，人們將玉門關和陽關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西域。

    漢武帝為了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於公元前138年派張騫出使西域。這次出使雖未達到目的，但了解到西域各族的政治、經濟、地理、風俗等情況。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

    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訪問了西域許多地區。西域各族政權也派人隨漢使到漢朝答謝。從此，漢朝同西域的往來頻繁，西域的音樂舞蹈藝術，農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蘿卜等相繼傳入內地。內地的鑄鐵、鑿井等技術也傳到西域。漢朝同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豐富了漢族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後來成為了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麵取得了巨大利潤。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綢之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漢朝加強了對西域的控製，於公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

    甘英出使大秦

    秦漢四百年間，北方的匈奴始終是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脅，東漢前期概莫能外。如何消除匈奴的威脅是一件令東漢朝廷頭疼的事情。與漢武帝基本相同，東漢明、和二帝對北匈奴的政策也是軍事打擊。班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往西域，經營西城三十餘年的。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古羅馬帝國)。甘英途徑十餘國，往返三萬八千多裏，“窮臨西海”，遙望大秦。甘英雖然沒能與大秦進行直接接觸，但卻是中國人首次到達地中海東岸（現在的希臘附近）。他還了解到從條支(今波斯灣頭)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而且還帶回了大量關於中亞、印度、西亞、羅馬等地的資料。以這些資料為基礎，通商也逐步走向繁榮。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當時的羅馬皇帝)的使者來到東漢拜訪。

    鑒真東渡

    鑒真（688—763），江陰人，俗姓淳於，原為揚州大明寺高僧，精通佛經和醫學。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等曾邀請他去日本，先後五次東渡，均未成功。753年，已雙目失明的鑒真帶著弟子第六次東渡，到達日本。他帶去佛教經典以及建築、雕刻和醫學等知識，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鑒真在日本十年，深受日本人民的崇敬，死後葬在日本的唐招提寺。1980年5月，鑒真像在日本唐招提寺長老的陪送下，回國“探親”，成為中日人民友好關係史上的佳話。

    唐代經濟繁榮，文化昌盛，而且采取比較開放的對外政策，依靠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積極同各國交往。從貞觀年間開始，日本遣唐使來中國有十三次之多。此外，唐朝同天竺、新羅、波斯、東羅馬帝國、非洲國家都有頻繁的交往。

    馬可?波羅來華

    馬可?波羅（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其父、叔經商至中國，奉元世祖命出使羅馬教廷。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他隨父、叔來元廷複命，由古絲綢之路東行，1275年抵大都。從此僑居中國十七年，到過陝西、四川、雲南、河南、江浙等行省數十城，又自稱曾治理揚州三年。後獲準回國，1291年隨伊利汗阿魯渾請婚使者護送伯嶽吾氏女闊闊真去波斯，從泉州由海道西行。1295年回到威尼斯。次年，在參加威尼斯對熱那亞的海戰中被俘，在居熱那亞獄中，他講述遊曆東方諸國見聞，同獄魯思梯切諾筆錄成《馬可?波羅遊記》。所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製度及各地情況，基本屬實。1298年獲釋回家，成為巨富。《馬可?波羅遊記》，是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曆史、文化和藝術的遊記。其書流傳甚廣，被譯成多種文字，對後來歐洲人了解東方和中國影響極大。

    鄭和下西洋

    為了進一步加強明朝同海外的聯係，明成祖派遣鄭和出使“西洋”。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訪問了三十多個位於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係。每次遠航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他一共遠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後一次，鄭和在回程的路上，因病過逝。鄭和下西洋是當時明朝國力雄厚的表現。民間將他的旅行探險故事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裏、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大大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經濟交流。

    利瑪竇來到中國

    利瑪竇（1552—1610），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1583)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他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是當之無愧的“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歐洲漢學之父”。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利瑪竇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他立足於“交流”而非“傳播”。他將“四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翻譯成拉丁文傳回意大利出版，使西方國家開始知道中國有位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他的《中國劄記》連同他早年翻譯的儒學經典一起，成為歐洲人正麵觀察中國曆史文化的窗口。《四庫全書》編纂者將他編著的《乾坤體義》作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

    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戛爾尼使華

    喬治?馬戛爾尼（1737—1806），出身於蘇格蘭貴族家庭，是英國18世紀一位賢明的政治家、皇家大臣和傑出的外交家。1792年，英國政府任命馬戛爾尼為正使，以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為名出使中國，這是西歐各國政府首次向中國派出正式使節。1793年8月5日，英國使團乘坐一艘六十門炮艦“獅子”號和兩艘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隨行船隻抵達天津白河口，受到當時直隸總督的歡迎。9月2日，赴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帝，向中國政府代表和珅遞交了國書，並同其就禮儀問題發生爭執。最終雙方達成協議，英國作為獨立國家，其使節行單膝下跪禮，不必叩頭。9月14日，乾隆帝正式接見使團，馬戛爾尼代表英國政府向其提出了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國聖公會教士到中國傳教等七項請求，並要求簽訂正式條約。乾隆帝以無先例為由拒絕了英國的要求，他認為中國作為天朝上國，不需要外國的商品即可自給自足，雙方不存在平等貿易的基本條件。使團離開北京後，前往京杭大運河、杭州等地參觀。1794年9月回到英國。

    回國後，馬戛爾尼向英國議會寫出報告說：“中國是一艘破舊的大船，一百五十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地遇見了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中國根本就沒有現代的軍事工業，中國的軍事實力比英國差三到四個世紀。”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