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淋頭的文人(1/5)

    逼上梁山的《蘇報》

    1903年的《蘇報》案，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曆史學家的視野裏，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幾個特別善於舞文弄墨、也特別能戰鬥的革命黨人接辦了租界裏一張影響並不大的小報，公開抨擊政府，指名道姓地罵街，說光緒皇帝“載湉小醜，未辨菽麥”（章太炎），要與“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中”（鄒容）。罵的剛回鑾不久的西太後無論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當時的兩江總督魏光燾無論如何要將這一幹亂黨捉拿歸案。

    可是《蘇報》辦在租界裏，一幹“亂黨”（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鄒容等）也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出沒，稍有風吹草動，就溜到租界去，讓清朝的官員望界興歎。還好，由於西太後雌威尚在，施加的壓力足夠大，而且章太炎們罵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時的西方列強對已經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給點麵子，所以列強的領事們同意查辦這些革命黨，隻是隻能在租界內審辦。清朝官場徇私舞弊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麵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文題，有“項羽拿破侖論”這樣的好名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板陳範很識趣地走開了，隻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的被捉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醜”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盡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麵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蘇報》原是一介普通的小報，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閑和有閑錢的人，學洋人辦報是這些閑人和閑錢的一種出路。《蘇報》的創辦人胡璋，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跟辦工廠、開錢莊差不多，隻是胡某人辦的不好、賠累不起。轉給陳範之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同情變法，但也跟銀子沒仇（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所以也得謀經營之道。談政治雖然危險，但在那個年月，卻是時髦，有市場。據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通商口岸，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連小說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隻是《蘇報》最初談政治，完全是康黨（康有為）的口吻，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戊戌政變直至鬧到庚子之變，殺教士和教民，打使館（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鬧完之後又遲遲不肯認錯，《蘇報》也逐漸地走向激進，傾向革命了。當然，這裏也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在這個時候，越是激進的言論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實，蘇報案的一幹主角們，跟孫中山不一樣，當初也都是康黨或者傾向維新的，章太炎就參與過《時務報》的事務。由改良轉為革命，也都是由於對清政府的失望。

    《蘇報》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場的拉動，當然，一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蘇報》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淩遲處死的）輕判，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麵的作用，讓遊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到了鼓舞。從那以後，輿論界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壓力，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張繼是國民黨元老，屬於文官，不過他的這個文官，在年輕的時候，卻以能打聞名。張繼當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辮子，很為留學監督姚某看不慣，總是說三道四，說得張繼性起，約了同為剪辮黨的陳獨秀、鄒容，找個碴子，一個抱腰，一個捧頭，一個揮剪，把監督大人的辮子也給哢嚓掉了。監督大人官做不成，張繼也隻好做革命黨了。

    說起來，革命黨起事的資格，要比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保皇黨老得多。但自從保皇黨流亡海外，康有為拿著一個假的衣帶詔，以一介冒牌的帝師的身份，在海外華人華僑中招搖，居然後來居上，很有市場，要錢有錢，要人有人。雙方各開大會，往往是保皇黨的會人多勢眾，這次第，令革命黨人很是氣悶。這個時候，教科書上說，革命黨和保皇黨開展了一場大辯論，在辯論中，由於主持《清議報》的梁啟超這支筆，敵不過主持《民報》的章太炎的那支筆，所以，革命戰勝了改良。其實，要論宣傳，梁啟超的時務體絕對天下獨步，怎麽可能輸給為文古奧的章太炎？原來，這裏麵另有內情。

    在章太炎跟梁啟超打筆仗的同時，張繼也上場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棗木手杖。每逢保皇黨開會，張繼便領了若幹健將，殺將前去，二話不說，揮杖便打，梁啟超們開始還欲與之理論，可是棗木杖招招見肉，秀才遇見兵，隻好落荒而逃。隻要保皇黨人開會，張繼不知道便罷，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雞飛狗跳而後止。保皇黨人雖多，但架不住張繼之勇，所以每打必敗。當時，同盟會和保皇黨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雖然效率很高，但對這種中國人之間的內訌，根本沒有興趣理會。久而久之，保皇黨人的活動在日本都沒辦法進行了，又過了一段時間，至少在聲勢上，革命戰勝了保皇。當時，同盟會有四大打手，張繼排行第一。

    張繼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機會。那是1935年，國民黨在南京開大會，上海的洪幫受某些勢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裝成攝影記者，行刺國民黨要人。結果臨場的時候蔣介石不在，刺客便對汪精衛下手，剛開一槍，便被兩人製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奪槍。奪槍者為張學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張繼。能當刺客，當刺殺國民黨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兩下子，居然被張繼一抱而不能動，可見昔日打手不減當年之勇。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打人當然不在話下。不過打的對象，不是滿清親貴，而是同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勝之不武。況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罷，不過是手段，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康樂。手段、道路的選擇，其實真是需要辯論的。辯論是講理，不是動蠻，如果靠動粗打架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對於國人意義其實不大。何況，無論主張革命還是改良，保存帝製或否，雙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為藍本，區別隻是學美國還是學英國，手段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漸進，而目標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議製政體。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爭論中，在革命黨和保皇黨的角逐中，雙方都不能坐下來講理，辯論實際變成了謾罵，背後還有棒喝黨的開打。彼此在對方的眼裏，都是最凶惡的敵人，甚至比他們共同痛恨的葉赫那拉氏還要可恨。比較起來，激進的革命黨人，似乎又更顯得理直氣壯。

    顯然，張繼雖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隻是一個文人。就當時而言，是自以為他們對，真理在握，才這樣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給原本不正當的行為蒙上了一層道德的麵紗。

    吳稚暉的兩次“冤”

    吳稚暉是個民國怪人。在國民黨內，他無疑屬於元老級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現卻總是二醜模樣，半是名士派頭，半是玩笑洋相，總也正經不起來。日俄戰爭期間，留學生在東京開會，吳稚暉上台大罵西太後，罵著罵著，肚子一鼓，褲子掉了下來，提上之後，麵不改色，依舊是罵。

    北伐成功，國民黨當了家，吳稚暉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順，奔七十了卻依然為老不尊，瘋癲如故。喜歡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車，睡大車店，還特別喜歡在住所周圍的空地上方便（吳《鬥室銘》有句雲：“聳臀草際白，糞味夜來騰。”），極其健談，話匣子一開就關不住，所講的話莊諧雜出，格外喜歡在臍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場，就越是卵蛋、精蟲地說個不停。為文最喜歡的東西，一個是嘲笑瘌痢頭的《瘌痢經》，一個一開首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鬼話《何典》。西太後死的時候，吳稚暉寫文章去罵，要李蓮英伸手捫西太後“幹軟的乳頭”，全不顧人家看了會不會嘔吐。

    不過，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經，拿肉麻、下流當有趣的吳稚暉也有不爽的時候。第一次是甲午戰爭之後，知識分子鬧變法，康有為叫得最凶，公車上書之後，同為舉人的吳稚暉慕名去見康有為。說起中國之病，公推“八股”、“鴉片”和“小腳”（纏足）為三害，由是約定，大家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三年後，吳稚暉老實地遵守了約定，沒有下場，可是康有為和他弟子梁啟超卻照考不誤，康有為還中了進士。吳稚暉一怒之下，一度憤而“反動”，故意跟進步潮流唱反調，為難追求新思潮的學生（時吳在北洋學堂教書），好不容易才回過味來，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們一起幹了，跑到家鄉另起爐灶。後來吳稚暉從康黨變成革命黨，估計跟這次“上當受騙”很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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