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淋頭的文人(2/5)

    吳稚暉的另一次不爽的經曆，跟《蘇報》案有關。亦宦亦商的陳範接手《蘇報》，半出於對朝廷的不滿，半出於銷路的考慮，將報紙交到了愛國學社裏（筆和嘴巴都很厲害的一幹人手裏），吳稚暉也算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在報上大罵皇帝，罵的北京的西太後坐不住椅子，動用國家力量來懲辦“亂黨”，具體的經手人卻是很開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馬未動，卻先托關係找到了吳稚暉，在出示了朝廷要將《蘇報》同人拿辦正法的諭旨之後，卻連說“笑話，笑話”，並說他們以後可以多聯係，告知了聯係的方式，最後暗示，吳稚暉可以出國避一避，去歐洲、美國均可。對於俞明震的賣好，吳稚暉和《蘇報》的同人（蔡元培、章士釗、章太炎和鄒容等人）開始是當笑話聽的，由於有租界的庇護，他們根本沒把北京那個老太婆的雷霆之怒當成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當局已經找過他們若幹次，並保證說，隻要他們不私藏軍火，僅僅是批評清政府沒有關係。但是，他們沒有估計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國家，國家的利益和言論自由的理念比起來，後者依然脆弱得很。當西太後很是認真的時候，已經跟清政府達成了協議，而且有4萬萬白銀的賠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國家多少都是要給點麵子的，盡管這個西太後剛剛很不人道地把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杖斃掉了。

    於是，《蘇報》案發了，章太炎和鄒容進了租界的監獄，雖然在清政府看來是重罪輕判，但畢竟有人受了懲罰。在《蘇報》同人大多避開的同時，吳稚暉走得最遠，真的去了英國，全不在意“英倫居、大不易”的花費。案發後，有消息傳出，說是章太炎和鄒容的入獄是吳稚暉告的密。當然，這是冤枉的。盡管吳稚暉走得遠了點，如果僅僅為了避難似乎沒有必要，但章、鄒二人的落網的確跟吳稚暉沒有任何關係，因為當時辦案的人，無論是中國方麵的官員還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沒有任何的熱情，事還沒辦，空氣早就放了出去，咋呼的地球人都知道了。章與鄒的被捕完全是這倆人的自投羅網，找上門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點事來好擴大影響。這裏麵，抓人的和被抓的沒有丁點的秘密可言，當然也就沒有密可以告。至於為什麽俞明震偏要找上吳稚暉，很可能是因為這些人裏隻有吳稚暉是江蘇人（還是紳士），而俞恰在江蘇做官，身家事業都在江蘇。

    吳稚暉這兩次際遇的確有點冤，以至於事情過了很久，黨國的“稚老”依然憤憤不平。不過，這個“冤”也反映出吳稚暉其實並沒有人們想象得那樣瀟灑和狂放，對於自己沒有拿到進士的頭銜，多少還是有點惋惜，對於清政府或者說對一切大權在握的人也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一個《蘇報》案，章太炎自投羅網（還是有風險的，畢竟沈藎剛剛被杖斃），而吳稚暉卻遠走歐羅巴。回來以後，雖然身屬革命黨，信仰無政府主義，但暴動暗殺的事情（這恰是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拿手戲）卻一點也不沾邊，既比不上幕後策劃的蔡元培、陳獨秀，更比不上親自動手的吳樾和汪精衛。再以後，我們發現，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吳稚暉對於最有權勢的那麽幾個人卻連小罵都沒有，無災無害地做著國民黨的中常委。1949年以後，蔣介石周圍像吳稚暉這樣專門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殺了，陳布雷也自殺了，可吳稚暉卻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灣活到自然死亡。

    狗血淋頭的文人們

    古來文人之厄莫過於文字獄，大約文人所依仗的不過一支禿筆，不弄點什麽在紙上，甚至刻成書就難受。當然，這一不難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統治下，政治上的忌諱是免不了，寫下白紙黑字的議論，如果政治上不正確，又恰好碰上個過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幹條鼻子特好使的狗，那麽有可能倒黴。

    有明一朝，在開始的時候，朱元璋識字無多，文字獄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禿頭，忌諱人家說光，偏有那麽些小文人對拍馬屁特別有興趣，自投羅網，結果一個接一個地莫名其妙就丟了性命。到後來，隨著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獄的水準也水漲船高，稍微像點樣了。比如李贄放言無忌，捧秦始皇，讚美私奔的卓文君，說伺候了四朝皇帝的馮道的好話，連對孔子都敢說三道四，宣稱不一定以其是非為是非。結果被捉進宮裏，斷送了老頭皮。

    曆朝曆代論起來，還是清朝文字獄最紅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鬧了百多年的文字獄。不僅傳統的政治不正確的話題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許多敏感領域，不僅狄夷這種字眼兒犯忌諱，連明、清的時候，朱、紅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說出了一個以前看起來是常見的詞組——濁清，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怒，說你把“濁”字加於國號之上，是何心腸？甚至如果你在詩文裏多用了幾個“日”“月”，也可能被人告發，說是別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過，要我說，文人最倒黴的還不是在文字上遭災，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觸犯了忌諱，盡管斷送了老頭皮或者不老的頭皮，在後人那裏還多少能贏得幾分讚譽，被誇有勇氣，甚至有見識。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種名義修理的文人，不僅當時很慘，過後也得不到後人的好評，在今天看來屬於晦氣到家了。清初的吳兆騫就是這樣一個倒黴蛋。

    吳兆騫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這樣的才子在明社為屋之際，盡管沒有顧炎武、傅山、張煌言、夏完淳那樣的恢複之誌，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國之慨。雖然很快就出來應試做了順民，但對於清朝皇帝來說，這種人還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為了懲罰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點兒名堂殺一殺這些人的傲氣。於是，科場案出來了，凡是被舉報的考官考生，統統丟了吃飯的家夥，而取中的舉子則被押到北京，倆兵丁拿著大刀看一個，讓他們在皇帝麵前當場考試。江南才子吳兆騫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殺氣騰騰的考場上考試的一個倒黴鬼。

    一種說法是，從來都嬌生慣養的吳兆騫哪裏見過這樣的陣勢，不免渾身顫抖，握不成筆，結果交了白卷。還有一種說法是，吳兆騫被押進考場之後，傲氣陡起，說我吳兆騫考個舉人還用受這種氣，一字不寫，交了白卷。不管哪種說法是對的，反正吳兆騫交了白卷沒有錯，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極邊之地，到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給披甲人為奴了，再重一點就是絞刑了。盡管吳的文名早已上達天聽，皇帝應該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隻能靠走後門才能考上，但處分依然是這麽重。吳兆騫在寧古塔的冰天雪地裏，背著考試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後還是一班兒老朋友看不下去，托關係托到當時的權相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頭上，納蘭惺惺相惜，伸以援手，這才讓吳兆騫在暮年回到了家鄉。

    以吃為價值取向的民族

    也許可以這麽說，一個“吃”字和一個“家”字，體現了中國人基本的價值取向。什麽都可以丟，就是這兩個東西丟不得，實在被逼到牆角了，高尚一點的人可以為了家而犧牲吃，而品性差一點的則往往為了吃而犧牲家。“吃”作為價值取向，主要表現在多數人活著是為了吃，而不是看起來更為合理的吃是為了活著。食不果腹的時候當然談不上價值觀，但是隻要國人有了餘錢剩米，吃頓好的或者頓頓吃好的就成了人們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話來說，就是“奔”，到底是奔窩頭加鹹菜呢，還是奔燒餅夾肉。戰國時孟嚐君門下客馮諼感慨懷才不遇，彈鋏而歌提抗議，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魚”。

    國人有福，吃頓餃子都要攢肉票的時代總算過去了。雖然農民還很苦，但解決了溫飽並進入小康的人家畢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計，一億上下總是有的，從冰箱、彩電、空調、電腦的消費上就可見一斑，如果擱在20世紀的70年代，這些東西就是拿到了中國也是沒有人買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該知禮義了，對書的需求應該大一點了。可是情況很不妙，在我們這個禮儀之邦，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地，有過歐洲人還滿足於少數教士傳閱可憐的幾本羊皮紙書的時候，我們的書坊已經把書鋪到了窮鄉僻壤的光輝曆史。可是，現在我們出版的圖書，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無孔不入的教輔（輔助教材），那麽一般性閱讀圖書的比例小得可憐（在發達國家，這個比例是倒過來的）。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我們現在的國民所看的書，絕大多數屬於強迫性閱讀，因為上學要考試，或者學校硬性規定必須買（比如大量的教輔），不得不購買或者閱讀。全國90%以上的出版社都是靠出教材養活的，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凡是具有傳統教材資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財大氣粗，日子過得滋潤。像美國那樣，鼓勵學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議，對出版界來說等於是災難。毋庸諱言，我們這個據說是唯一延續下來的文明古國，現在的國民卻不喜歡讀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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