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中庸是無能、不作為、和稀泥的代名詞，實際上中庸的含義應該是：不偏不倚、合乎需求、順乎規律。加一分則肥，減一分則瘦；左一分偏激，右一分保守，這種精微的把握才是中庸之道。
我們悠久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燦爛豐富的管理思想。中國曆史上的王侯將相、販夫走卒在書寫曆史的時候，有著完全不同於西方的領導方式。簡要地說有三點：以人為一切行為的目的，倫理的崇高地位，以及以中庸為核心的行為指導。它們分別說明了領導的目的、評判標準及行為準則。
曾仕強說：“中國管理的目的，以‘安人’為第一層次，‘穩定’及‘進步’為第二層次，而以‘績效’、‘利潤’、‘使命’、‘安全’為第三層次。”這是一種充滿人道關懷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其實際的意義。可惜很多時候我們的領導忘記了這一點，把金錢、利潤、份額、打敗對手等手段當成了終極目標。孔子說：“修己以安人，”“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治國安邦、修身養性、賺取利潤的目的定位在“安人”，注意可不是“安己”的私欲。讚揚舍生取義，唾棄見利忘義；義氣可以千秋留名，而以利交則不過旬日。現代企業強調社會營銷，剛剛開完的中央全會也以國策的方式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這是一個很好的回歸。
一個道德倫理上有缺陷的領導人是無法獲得人民的擁戴的。我們對領導成功與否的評價標準是倫理道德的好壞。好皇帝要公正智慧、愛民如子、簡樸勤政、尤其不能好色貪財。一部《唐鑒》號稱是帝王之學的大成，滿篇都是類似的訓誡。登徒子好色，於是乎登徒子就成為一個笑話，一個好色之徒的代名詞，而不管其官做得好不好。
古代帝王們是極度強調組織層次和服從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應該說倫理的過度拔高和泛化，僵硬的服從和層級組織約束了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也讓民眾被迫忍耐和接受，但是錯誤的隔壁就是真理，這或許也隻是回歸它的本來麵目。我們應該看到組織扁平化在提高組織效率方麵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組織中的層級依然存在；對員工的尊重越來越多被公司接受與實踐，但是公司裏的服從依舊是保持公司行為一致的基本原則，成功的領導必須依賴有效的層級組織和服從的原則的，因為過於寬鬆而出問題的企業也不少。
《大學》有雲：“物格而致知，致知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裏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之道，也是中國古代管理觀念的濃縮。前五點屬“修身”範疇，是個人的道德修養，稱之為“內聖”，是內在管理、個人管理。而後三點是對團體管理優先次序和目的總結，包括家庭、國家和教化，稱之為“外王”，是外在管理。由個人而機構，由內而外，與風行西方的“成功人士的七項習慣”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組織的最小元素的人，認可較高的道德倫理標準，素質提高的直接結果就是領導的成本下降，組織的動力增加。在家和國之間存在過大的空間，可以再加一個“立業”，這樣可以把現代人的需求更完整地表達。“內聖外王”是一個把倫理與管理結合起來的管理體係，倫理是內在的管理，管理是外在的倫理，倫理與管理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管理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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