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都認同“安人”是首要目的的話，那麽規則就自然應該依照人的需求建立了。儒家思想認為領導應該“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齊之以法”。以情為先，理講不通，迫不得已才動法的。動法的弊端相信都明了，最好的法是一個引而不發的利劍。中國式領導的最高境界，是員工“隨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組織裏各個成員都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和積極性，聽從個人內心的聲音，自由自在，但又沒有人違反規則與製度。規則是加在員工身上看不見的清風，沒有繁瑣細致的要求，代之以順其自然、合乎情理的軟性約束，進而形成穩定和諧、心情舒暢的工作環境。情、理、法三者的順序深得現代影響理論的精髓。中國領導傳統非常靈活，不喜歡約束，講究“發乎於情，止乎於禮”，也極度強調人心的認可和服從，這實際上是領導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現代企業那種類似於軍事化管理的企業規則，已經是嚴重異化，應該注入更多的人性。彈性時間工作是一個非常好的實踐，實際的員工產出要大大提高。
很多人認為中庸是無能、不作為、和稀泥的代名詞，實際上中庸的含義應該是：不偏不倚、合乎需求、順乎規律。加一分則肥，減一分則瘦；左一分偏激，右一分保守，這種精微的把握才是中庸之道。《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窮寇莫追”、“物極必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是中庸之道哲學的極好事例，體現儒家思維的辯證觀。
我們見過許多出於良好目的的行為結果反坑害了對方的事，如秦始皇修長城是為了保國家，但是卻勞民傷財，最後把個國家反而丟了。也見過矯枉過正的嚴重後果--沒有比中國經濟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更有說服力的例子。這都是不中庸的結果，都是走過頭的緣故。明確、平衡、精確、把握進退的時機、不把事做絕、協調妥協，哪一個不是領導人的中庸實踐？是故，“人、禮、庸”是中國式領導的核心思想，而所謂中國式，也就是儒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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